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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

更新时间:2018-11-28 01:13:37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夺取交通要道,创造广阔战场;发动空前规模的参军参战运动,拿太行区来说,从8月15日到8月底,半个月内就扩充了新战士25000多名。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措施。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回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当天就说:“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26)为了集中兵力,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机动性更强的4个纵队。这样便迎来了上党战役和以后的平汉战役。

   上党地区的首府是长治。那里是过去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加上当时常常下雨,道路泥泞,爬城不易。进入上党地区的阎军有5个师共16000人,用于守长治的有11000人,守其他5个县城的,各1000人到2000人。参加过上党战役的乔希章写道:“敌人的长处是火力强,善做工事,惯于防御,又有旧城墙和日军修筑多年的堡垒工事作依托;而敌人的弱点是,不善野战,害怕近战,更怕白刃格斗,而且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利于我各个歼灭。”(27)对中共军队来说,一开始就强攻长治显然不利,还是先夺取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来援阎军,再攻长治。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多年来全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争,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攻坚战,是比较陌生的。9月5日,刘伯承发出《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对这次战役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术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并且分析道:“伪阎作战特点,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掎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28)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的“第一号命令”。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中共军队的作战,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治外,重点首先放在扫清长治以外的5个“外围据点”上。这样,既可打破阎军的“掎角之势”,还可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中加以打击和消灭。而史部以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驻守在外围的5个县城,备多力分,各县城之间相距在30至50公里,阎军作战又缺乏主动精神,这就便于对它们实施各个击破。

   解放军9天时间连克5城。到19日,长治外围各城在中共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击破的策略下相继被攻克。长治阎军只在最初曾出动6000人增援,但稍一接触便害怕被歼而退回城内,以后再不敢出援。解放军在攻克各城时歼敌7000多人,士气高涨,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力和作战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开始合围长治。

   史泽波在被困后心慌意乱,连电向阎锡山告急,这下阎锡山沉不住气了,复电史泽波:“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29)他匆忙地命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两个军和省防军(由伪军山西绥靖军改编)的8个师2万多人,在祁县集结,驰赴长治解围。但阎军在抗战初期太原沦陷后一直退居晋西一隅,长期没有同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它的结果换得的是作战乃至行军能力的低下,在这次增援上党的行动中便暴露无遗。

   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又不断同日本侵略军勾勾搭搭,力求避战。1945年5月28日,他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籍记者时,记者问:“日本曾否企图与长官谈判和平提携或者诱导合作?如有此事,共有几次?各在何时?”阎锡山回答:“有两次:一在民国28年5月中旬,临汾敌司令因同学关系,托我一个家居的学生,以私人资格来传话……一在民国32年5月上旬,岩松(敌驻太原司令官),在我防区内之安平(吉县辖境)与我见面一次,所谈者与前略同。”(30)最高军政长官如此丧失斗志,晋军在抗战期间的士气低落不难想象。

   这次增援上党时,原为山西伪军头目,时被阎任命为省防军第三军军长的杨诚描写他看到的阎军状况道:“他所谓已出发的部队,都是阎部一窃据太原后,从晋西回来的,自命抗战八年,功在党国,在大街上贴的标语是‘抗战资格,高于一切’,满以为回到太原,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特权,高枕无忧了。不想事与愿违,势不从心。到了太原反而是‘吃的马料,发的鬼票’,上下不满,怨声载道。所载兵心士气本来不高,加以多年来,在阎锡山投降反共的罪恶过程中,都和八路军较量过,不是惊弓之鸟,便是漏网之鱼。此次迫于命令,增援潞安,脑袋上都上了一个紧箍咒,人人硬着头皮,进入了子洪口这个死胡同。”(31)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这年9月22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大军官要求地盘,小军官随时营私,已无纪律可言。”“法令如毛而弊端百出,上无道轨,下无法守,国家至此,危险极矣。”(32)

   像这样的军队,还没有作战就可以预料它的下场。而以后战场出现的事实,证明前面所说的状况并非夸张。

   彭毓斌率领这支8个师2万多人的增援部队,在9月15日从祁县出发,中间因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地生疏,在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下,找不到居民,也找不到粮食,士气低落,沿途还受到袭击,有一天只前进了十多里,到9月26日才到达沁县。“一百余公里之途程,耗时竟达十二天之久。继续南下,又经六天,行四五十公里,于10月1日抵达关上、交川间地区,然距被围之长治县城,犹有八十公里左右。”(33)

   中共方面最初得到的情报,以为来援的晋军是3个师7000人,后来才发现是8个师2万多人,立刻决定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大部立刻星夜回师布置阵地,迎击彭军。刘伯承对原来准备留下来围攻长治的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34)

   彭毓斌、史泽波两部加在一起,本来在人数上超过上党地区的中共军队很多,武器装备更有很大优势。但由于阎锡山最初打算要在战后重新霸占全山西各个地区,兵力分散,在上党战役开始后又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次使用兵力,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各自为战的彭毓斌部的兵力少于前来迎击的中共军队,孤军深入,又经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士气极度低落,没有察觉中共军队重点已放在“打援”上,仍一味催促部队火速南进,闯入预先设下的伏击圈中。

   10月2日,彭部被早就守候着的陈赓、陈锡联指挥的两个纵队分别包围在老爷山、磨盘垴两个山头。随后赶来的陈再道部立刻从老爷岭和磨盘垴中间的大道猛烈插入。阎军逐渐不支。周围已无重兵包围的史泽波部却依然守在长治城内,不敢出来支援彭部。国共两军素质的高下,于此显露无余。彭毓斌逐渐无法坚持,决定将全军撤回沁县。但兵败如山倒,部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在渡过漳河退到虒亭镇时,中共军队在这里已有伏兵,阎军在大溃退中已失去指挥系统,乱作一团。经过一夜混战,到10月6日,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受伤毙命。

   援军被歼,阎锡山先是电告史泽波说援军无望,要他自找生路。彭部被歼后隔不久,据史泽波回忆,阎锡山“是时即电我,撤出长治速回临汾。我请缓期行动,后电速照前电指示施行。当即召集部队长研究。我说:‘放弃上党恐怕是个完,不放弃也是完,因为我们未接收日寇的一粒弹药,随身带的能用几时?说放弃吧,一则士气不好,二则抱着个逃生心理,但方案已定,我们要鼓舞士气,确实掌握部队,死里逃生’。”(35)于是,史部全军在10月7日夜乘大雨从长治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军无斗志。中共围城部队毫不停顿地跟踪追击,地方部队也到处堵截,在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史部围住全歼,史泽波被俘。进入长治城内的1万多人的部队,就这样真的“完”了。

   这样,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全歼阎军11个师和1个挺进队共33000多人,阎锡山部只得从原来的8个军改编为5个军。徐永昌在11月27日日记中记录道:“盖三分之一力量已为共军摧毁矣。”(36)山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从此发生巨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战役的实践,中共方面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首先,从根据地来说,拔掉了原在太行地区和太岳地区之间的上党六城这个钉子,使晋冀鲁豫地区连成一片,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块解放区,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其次,从中共军队来说,以前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现在能够进行集中的大部队运动战,还积累起一些攻坚战的初步经验,部队经过扩军和从俘虏中增补新战士,兵员有很大增加,武器装备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增加了炮兵部队,能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各支部队之间,提高了协同作战的能力。

   战役结束后,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整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以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为司令员,以苏振华、宋任穷、彭涛、谢富治为政治委员,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直辖的野战部队,可以集中地机动地使用主力。这些就为取得下一阶段平汉战役的胜利作了重要准备,也在中共建军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上党战役的失败,反应相当冷漠。他在1945年9、10月的日记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上党战役和对这次战役失利的看法,仿佛没有这件事那样。

   这也并不奇怪,蒋阎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一直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入山西,抢挤他的地盘,使他的“山西王”地位受到威胁。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派李文率两个军在风陵渡渡过黄河,借道经同蒲、正太铁路,开到河北石家庄,再继续北上。阎锡山始终疑虑重重,一再向重庆去电诘询,以致蒋介石致电李文部“速即离开”。这些,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到上党战役危急时,阎锡山顶不住了,就在9月15日向蒋介石告急,并称:“势难久持,万恳立赐电示。”蒋介石这下只批了一句:“交军政部核办,并具报。”(37)事实上,没有看到采取什么措施就没有下文了。10月21日,徐永昌日记写道:“阎先生来电,谓中共军占据晋西北及上党(同蒲路南北多节为共军所据),殊焦急。电末请蒋先生莅太原。”蒋介石没有答复。24日,在蒋处开汇报会议,徐永昌讲到阎锡山要求增援,“蒋先生力言无法”。(38)

   10月26日,上党战役已经结束。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仍从太原飞往重庆,在重庆停留了近1个月,到11月22日才回太原。这在他是不多见的。临走前,阎锡山对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蒙(我)将去重庆一趟,非亲自和蒋先生当面交涉不可。”(39)蒋介石十分冷淡,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碰。这些日子里,只有在10月27日(也就是阎锡山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正午与阎伯川聚飧。”(40)没有片语只言提到上党战役或山西的其他问题。阎锡山向重庆各方面要求援助,直到他离开,并没有得到多少结果。

   阎锡山急于抢占上党地区是为了恢复他的“山西王”的地位,这不可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但如果能借此削弱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倒是蒋所乐见的。这就是蒋介石日记中所说要研究“对阎今后之用法”。现在,阎锡山打败了,损兵折将,又希望蒋出大力扶他一把,自然只是痴心妄想。这充分反映出蒋阎之间的矛盾既久且深,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之间也各有怀抱,彼此之间钩心斗角,难以形成有力的统一行动。

  

四、阻断南北铁路线

  

   对蒋介石来说,抗战胜利后第一位的最重要工作是受降和接收,特别是对大城市的受降和接收。这才是蒋介石要恢复他在全国统治地位所必需的。

国民党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就首先使用在重大城市的受降和接收上:到首都南京的先后是新六军和七十四军(即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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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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