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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

——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8-11-28 01:10:32
作者: 吴景平  
从事重要外交使命。如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委派杨杰、贺耀组以特使的身份赴苏联进行谈判,谈判结果直接向蒋本人汇报,但杨、贺两人分别有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实职。1938年和1939年赴苏联签署借款协定的国民政府特使孙科,当时为立法院院长。与这些人士相比,宋子文基本上是以其个人特长、过往阅历、人脉关系和实际影响力,得以受命从事特殊对外交涉使命,有关交涉则体现出灵活、高效、保密等特点,这些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长处。

   与上述交涉使命相比,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直接受蒋介石委派开始从事寻求美国援助,虽然也属于特别使命,但有明显的不同:其一,宋子文的身份先是蒋介石的个人代表,一年半之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其二,前往交涉对象国美国,且长期驻美;其三,与蒋介石建立起特殊的单线联系渠道;其四,交涉成果显著,但与大使胡适、行政院负责人孔祥熙之间关系不佳,甚至产生矛盾;其五,与蒋介石本人的关系也颇为复杂。

   至于宋子文赴美交涉的身份,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有如下说明:“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25)根据蒋介石的说法,在对美交涉时,宋子文是蒋介石的个人代表,也是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但没有政府部门的实际职衔,这与抗战爆发后杨杰、贺耀组和孙科等蒋介石派往苏联的特使均具有实衔不同。从承担对美使命内容来看,一是交换意见,二是与美方最高层“商洽一切”,这与派赴苏联的几位特使均有较明确的使命也不同。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子文赴美使命并不直接受任何政府部门管辖,是常设外交机构之外的运作。

   当时宋子文在体制内仅有国民政府委员这一虚衔,并无行政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实职。所谓蒋介石的“个人代表”身份,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并无相应规定;而且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组织框架中的职位是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在美交涉即可代表国民政府,对此如果一定要找到体制文本的依据,或许可以从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的最高决定权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便宜处分”权中得以引申。但既然蒋介石在致罗斯福函中已经明确授予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在与美方的交涉中,宋子文的“代表权”还是被认可的;在美从事交涉达成并签署的钨砂借款协定和金属借款协定签署人,美方均为“华盛顿进出口银行代表总经理皮尔逊”,宋子文为中方第一签署人的头衔均为“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中方另有两名签署人,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代表李榦”和“资源委员会代表吴志翔”(26)。而在中美平准基金借款合同中,美方签署人为“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摩根索”,中方签署人中,宋子文的头衔仍然是“中国政府代表”,加上第二签署人“中国中央银行代表李榦”(27)。值得指出的是,当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部长之后,1942年3月21日与美方达成签署的5亿美元财政援助协定,在英文协定稿上,中方即由宋子文一个人签署,身份注明为“中国代表、外交部长”;美国则为“美国代表、财政部长摩根索”(28)。这可以认为,在美方看来,宋子文使美初期(1940年6月至1941年12月)的“代表性”,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我们再来看看上述时期里国民政府体制内是如何称谓宋子文的。蒋介石经常使用的称谓有“宋委员子文兄”(29)“宋委员子文”“宋子文先生”“子文兄”等,没有一定之规律,较为随意。孔祥熙对宋子文较多见的称谓有“宋董事长子文弟”“宋董事长”(30)“宋委员子文弟”“宋委员子文”(31)。其他国民政府政要称呼宋子文的,较多见有“宋子文兄”(32)“宋部长”(33)“宋董事长子文先生”(34)宋子文先生”(35)等。

   与上述体制内对宋子文的称谓相比,宋子文在中国银行的僚属,包括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通常使用“宋董事长文公”(36)“文公”“董座”(37),英文函用“Dr.Soong”(38)。

   宋子文对于在美从事交涉只是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起初并不太在意。事实上,蒋介石起初当面向即将启程赴美的宋子文布置的使命,是“派其赴美俄交涉”(39),并不明确宋赴美使命的期限,甚至在宋子文1940年6月抵达美国后不到两个月,就在电文中要求宋加快借款交涉并早日回国(40)。稍后,蒋介石又曾认为急需派专人协助驻苏大使邵力子开展对苏交涉,而派宋子文“访俄为最适当”(41)。此时连宋子文本人也没有长期驻美的考虑,一度考虑过当年10月底回国(42)。到了11月中旬,蒋介石甚至一度考虑“通知俄国,子文将由华赴俄”(43)。然而,随着驻美长期化将成定局,尤其是1941年4月中国被列入美国租借法案受援国之后,与美国各方打交道增多,对于宋子文的身份和职权范围,在中美双方都有“越轨”之议。当月底,宋即以此为由向蒋介石提出安排实职的要求,且明确表示希望出任行政院副院长(44)。对此,蒋介石考虑再三,于5月6日回复宋子文:“副院长事屡想提出而未果者,总以官制不能常变,犹恐为他人所讥评。且此案必须经过立法手续,决非如普通提议或一纸手令所能发表也。故中于此尚不敢断行,必须待其他官制亦有改革时提出,乃不着痕迹,其事较易。此时惟有经济会议主席,为中自兼,拟推兄屈就,或恢复经济委员会,推兄为委员长。此皆不必经立法程序,故其事较顺耳。未知兄意如何?”(45)应当指出,即使在最后决定宋子文赴美的前夕,蒋介石还曾向宋子文提出:“最近拟设经济作战总局或委员会,以中名义主持,甚望兄能担任副职,其主要任务即管理各战区经济委员会与对外贸易运输等要务,此事在以后抗战时期比任何军政业务尤为重要,未知兄能屈就否?”(46)对这一协调各行政部门关系的虚衔,宋子文当时就没有接受。待到一年后宋子文置身对美外交第一线之际,就更不可能接受类似的安排。而蒋介石对于宋子文要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答复,说到底就是婉拒。但蒋表示的为难之处,也是实情。作为战时最高决策者,蒋可以指定“个人代表”而不会受到既有体制的限制,但对于政府行政部门主官的调整和任命,都还有相应程序的规定。当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五院中“各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且“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47)。蒋介石如果要提名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副院长,意味着调整副院长人选,即由宋子文替换孔祥熙。再根据1928年实行五院制以来的惯例,行政院副院长均兼任财政部长,如果蒋介石此时安排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还意味着现任财长或其他部门主官人选的调整。兹事体大,并且需要通过国民党中央全会,即蒋提及的“必须经过立法手续”。所以,宋子文也回复表示理解,继续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从事交涉,并经蒋同意,在美国注册成立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具体从事办理租借援助事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任外交部部长。

   在驻美交涉的前一年半内,宋子文一方面为没有政府实衔而不太满意,另一方面还为如何确立与蒋介石之间的特殊联系渠道而煞费苦心。

   在宋子文赴美之前,在美国当地接洽借款等事宜的先后为驻美大使王正廷、国民政府驻美代表陈光甫,他们两人虽然也有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电函,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和主持行政院的孔祥熙有着更多和更直接的联系。陈光甫还与胡适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宋子文赴美之前,先后担任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并兼财政部部长和央行总裁的孔祥熙,以及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直接和及时掌握对美交涉的实际进展。

   宋子文在交涉美国援助问题上,力图建立起与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尽量绕开那些在宋看来低效而无法保密的行政部门,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和行政院。特别是开始在美接洽租借法案物资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由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作为宋在重庆的代表,充当宋与蒋之间的联系人,但被蒋回复“钱昌照不宜兼办”所拒绝,宋子文另提议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宝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48)。事实上,蒋介石曾就钱昌照担任宋子文的驻渝代表一事征求过孔祥熙的意见,但遭到孔的反对(49)。当时孔祥熙以副院长的身份主持行政院日常事务,对于钱昌照的这一安排必须征求孔的意见(50)。而以霍宝树在中国银行的职位而言,并不属于行政当局管辖,由霍担任宋子文的驻渝代表无须征得孔的同意。这也表明当时蒋介石在处理与宋子文的关系上,还是要顾及既有行政体制与人事的。

   根据宋子文的要求,霍宝树要把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英文密函翻译成中文,并送呈蒋介石。为此,宋子文特别电示霍宝树:“以后致兄转呈委座英文函件必多,请选可靠译员两人妥慎译呈为要。”(51)宋子文对这些函件有专门的“A”系列编号,目前保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宋子文档案中的通过霍宝树翻译转呈蒋介石的“A”系列英文密函底稿,编号从“A-1”到“A-44”,起止日期从1941年6月2日起到1942年4月10日。其中绝大部分署名为宋子文,也有极少数为宋子文在美国的秘书,系以宋的名义把密函由霍宝树转蒋介石(52)。这些电文最主要的内容为向美国申请租借物资援助中的问题和进展情况,包括起运来华的军品货单,以及中美之间的运输问题,这些内容当时基本上不属于孔祥熙直接处理的范围,尚不能算作宋子文刻意绕过孔祥熙直接与蒋介石联络。另外,宋子文致蒋介石函电中,有诸多虽然不属于直接的军事范围,但其内容属于高度机密,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宋子文曾密电蒋来自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讯息:“顷毛财长密告,日本陆续调回在美款项”(53),而当时该讯息的内容及其来源均属高度保密,不通过行政部门而直接密报蒋介石,也是必要的。

   在宋子文驻美期间,孔祥熙一直是财经领域的最高行政主官,也代表行政院管理外交行政事务。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代表驻美,宋子文自然要对蒋介石直接负责;但宋子文所从事的寻求美援工作,无论就其交涉过程,还是对所获援助款项的实际运用,又属于孔祥熙负责的领域。这意味着蒋宋之间直接联系的战时特殊体制,与依然存在并运作中的常规体制之间难免发生抵触。

   宋子文抵达美国的当年达成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之后,孔祥熙即致电宋子文,要求在该次借款内拨还世界公司代西南运输处购买汽车1000辆垫支款122万美元。宋子文虽然回复“已照拨”(54),但实际上是不满的。还在宋子文最初在美接洽该项借款时,宋便从重庆方面获悉孔祥熙试图“打破先生借款计划”,只是在蒋介石的决断下,最后决定仍由宋子文主持进行对美接洽(55)。宋子文因此要求霍宝树“此后孔及渝各方对借款等等如有意见,请即密告”(56)。可以说,宋子文在美交涉的过程中,时时担心着来自孔的掣肘。又如,在中美平准基金交涉期间,宋子文与美方达成的初步方案,明确继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同时另行组织成立“直隶委员长”的外汇管理机关。这一方案受到了孔祥熙的反对,孔主张“将来外汇保全请应以重庆为中心”,至于外汇管理机关“仍应保持现行系统,加入平衡会中国籍之委员充实组织,秉承四联理事会及财政部之命,办理外汇管理及指挥平衡工作事宜”(57)。对于宋、孔之间的这一争执,蒋介石权衡之后仍维持原有的由财政部具体管理外汇的体制。待到平准基金协定通过之后,1941年4月18日孔祥熙以财政部名义指定宋子文、陈光甫、席德懋三人为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方委员,另指定陈光甫为主席。对此宋子文借口“不能及早回国”,“坚决辞去”孔的提名(58)。同时致电蒋介石,称受到国内方面“相当攻讦”,宣布“本日起对维持币制问题,悉听财政部措置,文未便再参末议矣”(59)。对于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几近公开化的矛盾,蒋介石既无法,也没有着力从根本上予以化解,这也是战时体制运作中暴露出的局限性。

宋子文驻美时期希望与蒋介石之间建立起绕过既有行政机构而直接联系的渠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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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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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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