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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新时间:2018-11-26 14:39:27
作者: 何勤华 (进入专栏)   夏纪森  

  


   夏:何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描绘了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任务, 并为此做出了全面规划和周密布署。十九大报告指明了新时代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其中贯穿着大量法治的精神和要求。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何: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有许多论述,学术界也有许多探讨和研究,如认为这一特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等。我通过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和十九大报告的认真研读,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道路的梳理总结,以及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共有七个方面。

   夏:具体包括哪七个方面呢?

   何:简要地说,主要包括: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三,对西方法治文明精华的全面吸收;第四,对中国古代本土法治文化的梳理和继承;第五,对中国近代以来170余年移植外国法律文化的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第六,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第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

   夏: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经成为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原则,何老师怎么理解“以德治国”?

   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之基础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等各个方面的素质教育,对国家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同样如此。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去推进,去实施,去践行,领导干部的道德情操和法治素养如何,或者说吏治是否清明,对依法治国的推进具有根本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治就是吏治,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吏治的同时推进。



   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法和法学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一起进入中国。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模式的传入,曾走了一条消化吸收外国法治文明的道路,并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情况下,将法治慢慢往前推向前进的道路。能否请您具体谈一下,近代以来,西方法治进入中国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何:西方法治进入中国,大概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法治思想的传入。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守腊(1803—1851),在广东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份杂志一直生存到1837年,之后的出版地移至新加坡。在这份刊物所刊登的文章中,介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权分立、宪政、刑罚改 革、批判刑讯、陪审、保护被告的正当权利等,也介绍了西方的法治,其中一篇最为著名的就是 “自主之理”,系统介绍西方的法治思想。

   二是鸦片战争前后,由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等先进的中国人宣传西方的法治。如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就曾组织人员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 瓦特尔(1714-1767)的《各国律例》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权观念和法治观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 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梁廷枬( 1796-1861)于1844年定稿的《合省国说》一书,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法治、宪政理念、选举制度和三权分立观念。

   三是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冯桂芬( 1809-1874) 、王韬(1828-1897) 、郑观应(1842-1921)等人,进一步将西方的法治思想传入中国。如1861年,冯桂芬发表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自觉地将西方的先进制度包括法学观引入中国,其启蒙思想的影响力一直及于19世纪末。与此同时,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王韬也撰写了大量传播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的时论,这些作品与内地的洋务运动遥相呼应,对启迪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位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维新变法人士郑观应,也于1894年出版了著名的启蒙著作《盛世危言》。在此书中,也包含了许多政治法律思想以及西方法治的内容。

   四是“戊戌变法”运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变法。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再次临朝 “训政”,“戊戌变法”失败。在此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 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其中许多举措,都是在以西方法治理论指导下出台的,如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 ,参与新政;等等。在此过程中,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梁启超写了“中国应讲求法律之学”等众多论文,将西方的法治思想引入中国,广为传播。

   五是1901年前后,沈家本(1840-1913)和伍廷芳(1842-1922)领导修律变法,通过翻译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典等法律,法理、宪法等各个部门法的著作,以及倡办杂志、发表论文等多种方式,将西方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公开审判、陪审制度和律师辩护等观念,大范围地引入了中国法学界和学术 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昌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此时,中国的一批法治派,如王宠惠、吴经熊、程树德、杨鸿烈、居正、董康、江庸、丘汉平等,他们鼓吹法治,提倡用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在他们的努力下,从1928年至1935年,在短短的7年时间中,制定完成了“六法全书”体系,使中国的法制建设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这一近代法律体系,虽然它的基础,它的理念,以及它的制度、原则和规定等都是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但是经过本土化以后,这些舶来品已经慢慢融入了中华民族法和法律的发展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法律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等也都开始发展乃至繁荣。

   夏:有学者公开批评中国走以西方法治为范本的法治近代化道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是在继受西方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近代法律体系,怎么就成为了中国的国情之一,成为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对于这些质疑,您怎么看待?

   何:中国近代在移植、吸收外国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至1949年,已经慢慢融入了中华民族法和法学的发展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法律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慢慢形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国情,进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色。以前,我们对这一块领域关注不多,研究比较少。任何外来的文化,或者学术,或者思想,或者制度,只要移植进来以后,经过本土化,和自己本民族的发展融为一体,就会成为自己本土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而且也会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现代文化或者制 度特色的一部分。就像现在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的佛教,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我们从印度引进来一样。



   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要回应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如法律体系如何构建? 法治政府如何建设? 司法改革如何推进、如何深化? 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如何调整、各种诉求如何满足等等。这些问题,其他国家或许也有,但中国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的本土特点,其解决方法,从理念到制度设计肯定是不一样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予以解决。能否请您具体谈一下,中国的法治必须对当下哪些社会发展状况做出回应?

   何:具体而言,必须满足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六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整合各方面法治资源的需要。自从1997年我国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以来,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探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一个线索将这些探索和经验整合起来。比如,我们提出了依法行政,又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提出了依法治校、依法治所、依法治院、依法治剧,甚至依法治海、依法治山、依法治铁等,但尚缺少整合。我们法治建设的成果带有分散性、碎片化的缺陷。而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以往在法治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都整合在一个总目标、总规划之内,让党和政 府以及全体公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要前进的方向。

   第二,深化改革的需要。自1978年底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其难度越来越 大,逐步进入了深水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比如,官商如何分离,体制机制 如何理顺,自贸区如何搞,沪港通如何搞,司法体制改革如何进行,等等,涉及的都是利益,都是人的问题,都需要加强法治来规范和调整。总之,以前我们改革经常是“摸着石头过河”,带有比较大的随意性。但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必须做到每一项的改革都应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

   第三,处理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需要。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高发期,大的如国家的资源、环境及生态的保护,公共交通的安全等,中的如我们每天的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居民动拆迁等,小的如每个家庭的老人看病、小孩上学等,甚至每天还在产生大量的新矛盾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以前,我们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将这些问题和矛盾压下去。后来我们是用经济的方式,用人民币化解矛盾。但这些,都有局限性,在当前环境下都不适合了,而且与我们所要建设的法治国家也格格不入。因此,必须用法律的手段,用法治方式来处理。

第四,中国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全心全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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