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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8-11-24 01:57:34
作者: 郭树勇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响应和肯定,因此必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国际认可。再次,全球治理的多体共治,将舒缓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我国的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我国无论在周边外交,还是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或是大国外交,都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的敌视或者担忧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势力的巨大制约。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纠集日本等盟友,在南海地区煽风点火,离间中韩关系,看不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治理和二十国集团合作等议题上的紧密合作,挑拨中印关系,破坏金砖国家合作,不乐见中国在世界权力转移中迅速接替美国成为世界秩序主导国。然而,全球治理新发展在进一步削弱主权国家治理的权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霸权国家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以及任性的强权政治能力。具体地讲,全球治理的多体共治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多极化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霸权稳定的逻辑以及强权政治的逻辑。霸权稳定的逻辑是霸权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世界事务,全球治理时代解构了这个权力秩序基础,众多非政府组织、不断兴盛的跨国公司和大量新兴中小国家,不可能全部成为霸权国家的追随者,相反成为霸权国家实际上不得不合作的对象和潜在的挑战者,极大地延缓和对冲了上述守成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各类遏制战略行动,使得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冲突主义和孤立主义,最终因为中美两国的多方位和巨大的全球治理共同利益而不得不重返合作的轨道。

   (二)全球治理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影响

   全球治理不仅总体上对战略机遇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也有较大的塑造。这种塑造从某种形式上改变了强权政治为主导时期的战略机遇期的传统内涵。首先,战略机遇期概念中的战略目标和标准正由过去的军事内涵向非军事内涵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甚至“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作为判断战略机遇期和战略目标的基本内容或标准。做出上述的定义和判断,主要基于当时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初期,多次因内战和外战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战略机遇,对于抓住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机遇十分渴求的情况下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力不甚强大,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还不多,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出现了新态势,全球性复合相互依存愈益紧密,人类共同体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越来越不能简单地从军事的内涵来判断,而应从人类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角度来定义;同时也不能从本国国家战略机遇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全球战略机遇的角度来把握。因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世界各国的战略机遇期就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次,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机遇之中有挑战日益成为战略机遇期的常态。20世纪80年代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今后更多的是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并存、在应对挑战中寻找和巩固机遇的历史时期。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全球共同脆弱性更加明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性问题或危机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也延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显然会更多地感受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战略挑战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常态。二是未来几十年里,国际政治的一个主题是中国与美国共同适应对方,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探索形成一种共同治理世界秩序的方案,完成世界性权力转移。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外交的挑战,也是对于美国外交以及国际社会的挑战,决定了挑战的长期性和常态性。三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共同发展的潜力很大,合作共赢的逻辑将占主导地位,国际政治的竞争趋势与合作趋势都在发展,但是总体上合作趋势还是多于竞争趋势,这决定了战略机遇虽然不再呈现绝对状态,但会长期居于相对状态。再次,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连续性和联动性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不断出现阶段性变化,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时好时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和交替性。这从侧面说明了一国内政、超级大国力量、大三角关系等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全球治理日益加深的今天,多行为体共同治理世界,内政愈加紧密地和全球治理联动,新兴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也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国行为的类似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不断增加,对一国的战略机遇可能也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战略机遇,超级大国改变他国战略机遇的能力越来越弱,主要政党的政策连续性不断加强,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因此也日益淡化。与此同时,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相同的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的联动性增强,我国是处在全球治理新态势的前线国家,与其他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战略机遇期。

   (三)新态势下我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

   全球治理新态势还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一,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传统实力条件是本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强大与相对实力的保障,这从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战略机遇期观念。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国际交往奉行的是一种绝对获得的国际合作主义逻辑,战略机遇的主要来源不是相对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所有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的共同实力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这是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相互依赖性、多主体共治性和包容性占主要方面的局面所决定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虽然也盛行包容主义,但是这种包容和共治并不占主要方面,战略机遇期还主要是从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或几个权力中心的联盟组合去获得相对安全。在新时期的全球治理形势下,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加强,战略机遇期的获得条件,从单一国家的国力相对增长,改变为多个相互依存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国力共同增长。此外,新兴国家实力的共同增长,成为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最新实力条件,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国家与中国一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过被殖民或被压迫的民族屈辱史,都有着进行经济转型升级的共同任务,都期望摆脱传统的强权政治的束缚,希望走一条新的安全道路,追求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保障,因此更愿意接受共同增长和包容增长的实力增长路径。

   第二,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传统主观条件是刻意寻求力量平衡、埋头发展自身实力,全球治理新形势则要求改变孤立主义,采取一种更加国际主义化的进取战略,将积极进取的战略观与人类价值引领结合起来。世界进入了全球治理的第三波,其核心问题是“人类怎么办?”资源竞争恶化、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赤字、文明冲突加剧等全球性问题积重难返,针对性的治理超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国家身份冲突和区域地缘政治等范畴,需要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和更加积极的国际主义情怀来思考全球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发生了重要改变。一方面,在战略重点上,更加重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转变,把全球治理作为履行国际责任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平台。既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紧紧地与第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又坦承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应当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为人类的共同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战略姿态上,从低姿态外交向有所作为转变,外交上更加积极和主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国际战略上做出的重要举措。在获得56个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的情况下,2015年5月成立了亚投行,不但争取了国际金融改革的主动权,成功地对国际社会进行了秩序改革的国际动员,而且从战略上扭转了我国面临的被动局面,化被动为主动,我国的战略反击行动取得明显进展。再次,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20世纪80年代,我国难得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主要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国际格局,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中国不去挑战这个两极体系反而抓住两强都拉拢中国的机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获得了难得的和平机会,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着力提高综合国力。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度拥有“单极时刻”,但在短暂“蜜月期”之后,美俄形成了实际上的“冷和平”,军事力量不相上下,而且在北约东扩、美日同盟等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特征。在全球治理新形势下,过去那种通过“准联盟”对抗来获得战略机遇期的逻辑不再成立,全球治理的多主体共治特征消解了霸权稳定论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单极体系不再可能,治理模式上的多极化反过来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而全球共治的发展特别是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制度创新性,则进一步消解了“极”的意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极”非彼“极”也,各种力量相互依赖、相互定义,形成所谓的“无极”体系,根据全球规则和整体性逻辑来共同治理全球化和全球性危机,世界性权力转移顺畅有序,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呈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

  

三、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完善全球治理战略


   中国的对外战略已经随着国力的稳步上升而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抓住当今世界再全球化的战略机遇采取的应对战略,又进一步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新态势。在新时期,我国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机遇都在发生上文所述的巨大变化,在制订和完善新的全球治理战略时必须结合战略机遇期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判断和外交大战略。

   (一)与时俱进的战略机遇期观念

   鉴于全球治理新态势对于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形成的可能影响,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观念将向着至少以下三个方向完善。

   第一,更加辩证而非单向度的战略机遇期观。中国的战略机遇不是单向地受制于外部世界,本身也对外部世界发展机遇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坚定不移地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导金砖国家治理、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各种措施,提出中国方案,发挥引导作用,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就更加紧密地与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形势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辩证地看,中国发展本身对于世界也是机遇。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处于发展上升期,中国的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对外合作机遇等都在扩大。中国发展的上升期也是世界发展、全球治理的战略机遇期。世界和平运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关系多极化不是单向度地惠及中国的战略机遇,中国也在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中国发展机遇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多极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重要发展机遇是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创造的黄金年代。可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使得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总体上于我有利的变化。因此,维护全球治理规范发展、积极引导全球治理成为我国新时期重要的国家利益。

第二,更加主动而非被动的战略机遇观。中美两国的重大较量之一是美国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埋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我们所处的战略机遇期主要是由于国际格局因素造成的。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两极格局及其后续性影响给中国客观上造成了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中国才可以充分地利用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资源。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安全治理特别是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赋予了中国新的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但是这种战略机遇期呈现出很强的外生性和碎片化,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无论是两极格局还是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其创建的主体都是美国,享受其战略机遇期有一定的“搭便车”性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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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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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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