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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

更新时间:2018-11-23 00:39:39
作者: 廖凡  
[43]就此而言,保护的责任作为一个概念、原则和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和发展空间。

   从外交实践看,尽管中国对于强调“干涉的权利”的早期“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强调“责任”的“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则有所不同。有学者通过对中方代表在安理会辩论以及达尔富尔、利比亚、叙利亚问题关键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政府在继续明确反对“以政权更迭为目的”的干涉的同时,对维护地区秩序和解决大规模人道危机的国际介入表示支持,同时强调国际干涉的手段应当与结果相协调、干涉应当设定明确条件、必须审慎使用武力和注意保护平民,以实现“负责任的保护”;换言之,中方业已形成对“保护的责任”有条件的支持、强调对其应用进行适当约束的基本立场,并致力于防止因“保护的责任”理念过快发展而对国际秩序和自身利益构成冲击,努力推动“负责任保护”的实现。[44]笔者认为,这种立场和态度的微调既与“保护的责任”本身的理论进步有关,也映射了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变。[45]特别是,“负责任的保护”作为中方的概念创新,⒄自提出后就受到广泛关注,其既是对中方已有话语实践的总结,也昭示了未来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方向。

   申言之,在国际法人本化的大趋势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的大方略下,实不宜再固守传统的“主权绝对”理念,对“内政”“干涉”作僵化、停滞的理解,而应与时俱进地探索其在新时代的新内涵,从而更好地协调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更好地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海外权益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这既是对本国国民的应尽义务,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的应有担当。例如,鉴于中东、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地区存在较为突出的政治风险和人员安全风险,有必要对外交保护、“保护性干预”、私营安保公司等理论和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积极探索,[46]以有效维护和回应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关切。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4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和挑战,客观上要求我们对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进行更加与时俱进的理解和更为细致平衡的把握,以便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四、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在新时代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为彰显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丰富的人权内涵,不仅体现在其在权利观念、权利意识、权利行使方式等方面深入和强化了具体的人权种类,更体现在其有助于我们对人权的体系化认知,为处理各项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顺位和潜在取舍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尺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和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以及近年来的“和谐世界”对外战略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和负载的人权,在基本理念上体现整体与系统,在存在样态上强调包容与平衡,在实现方式上主张协商与共进。整体系统、包容平衡、协商共进,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内涵的鲜明特色。

   与此同时,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中国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中的一贯立场,即坚定不移地倡导主权平等、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决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共同体,主权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首要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人权与主权关系必须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要坚持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论断,防止“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少数国家谋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和认识主权的具体内涵,适时创新和调整相关话语及政策,以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内和国际义务。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人权保护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和当代国际法的重要价值追求,理应成为理解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主权平等作为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基石和中国一贯珍视的最基本原则,必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方向性作用。总之,辩证理解、全面阐释、平衡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方略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对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良好契机。

   注释:

   ⑴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02版。此前,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⑵自2017年2月10日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多个决议。参见常红、徐祥丽、姚雪(报道):《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意义之二:中国方案推动全世界》,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25/c1002-29786480.html,2018年1月31日访问。

   ⑶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即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刘峣、卢泽华(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国理念获国际广泛认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3月27日2版。

   ⑷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习近平明确回答:“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2版。

   ⑸相关总结和综述参见刘传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争鸣与科学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11期;张继龙:《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6期;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5期;邓伟志:《多学科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与争鸣》,2017年6期;杨春晓:《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9期;刘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研讨会综述》,《人权》,2017年4期;廖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学评论》,2017年5期。

   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联合国宪章》在其第1条(联合国的宗旨)第3款明确规定:“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该条款对“人类福利”、“全体人类”的强调,无疑正是将全人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⑺对于“国际法治”可以有不同角度和方式的解读。何志鹏教授从实然与应然兼顾的角度,认为“国际法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共同崇尚和遵从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点和准绳,在跨越国家的层面上约束各自行为、确立彼此关系、界定各自权利义务、处理相关事务的模式和结构”。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页。笔者对此颇感认同。

   ⑻“人本化”是二战以来国际法的显著发展趋势,无论是“以个人为本”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蓬勃发展,还是“以人类为本”的普遍性管辖制度、国际区域制度和国际环境法的日渐兴盛,都反映出当代国际法在维护国家利益之外,还日益注重确立个人的权利义务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⑼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中国法学》,1998年1期;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⑽“共进”这一表述系受易显河教授“共进国际法”概念的启发,特此说明。参见易显河:《向共进国际法迈步》,《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1期;易显河:《共进国际法:实然描绘、应然定位以及一些核心原则》,《法治研究》,2015年3期。

   ⑾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届会议通过的“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和“食物权”两项决议,均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6月22日,第35届会议通过“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确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愿望”。参见《人权理事会的报告》,大会第72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53号(A/72/53),第27、52、201页。

   ⑿关于“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映射功能和机制,参见何志鹏:《“一带一路”: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区域经济映射》,《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1期。

   ⒀例如,有学者认为,保障人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实现全人类的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以人权为最高价值追求的人权共同体,应该在所有政策和行动中以“+人权”的方式推动人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参见刘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研讨会综述》,《人权》,2017年4期。又如,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最终目的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与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参见李龙:《全面依法治国这五年》,《光明日报》,2017年6月25日“光明讲坛”专版。

   ⒁一般而言,西方世界在国际人权法上所采取的观点倾向于强调个人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就是那些要求限制政府对被统治者的权力的权利;苏联的观念是指明基本权利和自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即核心不在个人而在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般观念则结合了上述两种观念,关注国家平等和主权,并认可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重要性。参见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六版),白桂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4-215页。

   ⒂关于利比亚实践所揭示出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保护的责任”问题,参见何志鹏:《国际法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8-370页;陈小鼎、王亚琪:《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当代亚太》,2014年3期;黄韬、沈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交大法学》2013年2期。

   ⒃“保护的责任”一词首次正式出现于2001年12月“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提出的《保护

的责任: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2005年其被写入第60届联合国大会以第60/1号决议形式通过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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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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