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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

更新时间:2018-11-23 00:39:39
作者: 廖凡  
具有排外、封闭的属性。[25]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念,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则“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26]13、445不妨将此看作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差异的写照。

   (三)协商共进的人权

   “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23]全人类休戚相关、命运与同的现实,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摒弃霸权、对抗、“零和”的思维,选择协商、对话、共赢的道路。就人权的保障和实现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更加克制和包容的解决方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发展人权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平等协商,共享共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权内涵的又一鲜明特色。

   首先,要改革全球人权治理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目前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规模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在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多作贡献。[27]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全球人权治理领域的议题设置和讨论进程被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将本国标准视为普世标准、本国需求作为全球需求,导致人权治理中的力量失衡和机制倾斜,忽视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集体人权等事项,乃至以保护人权之名行干涉内政、践踏人权之实。这显然与全人类命运应当掌握在全人类手中的共同体理念格格不入。为此,有必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来改革全球人权治理机制,构建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和对话机制,真正做到“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28]就此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2017年相继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数个决议,无疑是一项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⑾

   其次,要捍卫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多边经贸体制,以发展来促进和实现人权。发展与人权密不可分,不仅在于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是保障、促进和实现人权的必由之路。近些年来中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显著提升,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现行多边经贸体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实现人权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言,其仍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29]当前出现在欧美国家的以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表征的“逆全球化”浪潮,本质上是在逃避问题和推诿卸责,既无助于世界经济脱困和复苏,也有损于国际社会整体的人权保障和进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必须坚持多边主义、捍卫经济全球化、维护和改良现行多边经贸体制,为充分保障和普遍促进人权奠定现实基础。

   最后,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沿线国家人权的共享共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自2013年9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促进了命运共同体建设。[30]“一带一路”建设以经济为切入点,但其意涵和影响又远不止于经济领域。无论是对“正确义利观”的坚持还是对“共商共建共享”的强调,无论是对“民心相通”的追求还是对“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承诺,都将对沿线国家人权保障和促进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点,从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环境和社会政策及标准的重视也可见一斑。[31]应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让共商共建、共享共进的新时代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惠及人权领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人权观的区域经济映射。⑿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人权与主权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诚然为人权及其法治保障和整体实现提供了新的意涵、注入了新的动力,⒀但如上所述,这并未动摇也不应动摇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在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核心地位。国际法是国家之间而非国家之上的法律,国家主权在国际社会之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仍将是21世纪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32]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而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33]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共同体,主权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必须始终遵循的首要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人权与主权关系,也必须基于这一认识来加以理解。

   (一)坚持人权与主权的辩证统一,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论断

   人权问题在二战以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国际人权法自那以来也成为国际法最为活跃、最具成效的部门之一。大量人权条约、人权机构、人权机制的缔结和建立,使得人权保护从传统的国内保护扩展到国际保护范畴,主权国家不得违背人权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或者说国家主权受到人权国际保护的限制。这些新的发展,辅之以同样是二战以后兴盛起来的国际人道法(作为武装冲突期间的人权“特别法”)和国际刑法(特别是普遍管辖权和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确立),在国际范围内将人权保护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也给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带来了挑战和冲击。

   尽管如此,对人权的理解决不能抽象化,更不能刻意将之与主权相对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权也从来都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与国家、民族的紧密关联既是人权的内在属性,也是其赖以实现的客观路径。⒁汉娜?阿伦特在批评“抽象”人权时尖锐地指出:“人权是因为假设为独立于一切政府之外,而被定义为‘不可分离’的;但是结果在人缺乏自己的政府而不得不回到最基本的权利时,没有一种权威能保护它,没有一种机构愿意保障它。”[34] 383一言以蔽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实上,在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不但人权保护任务仍然主要由国家通过国内法来完成,而且国际人权法中人权的概念与内涵也深植于国内法的规定与实践。将人权与主权相对立,甚至片面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不仅在理论上是含混的,[35]在实践中更是危险的。

   这种危险性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人道主义干涉”。这是“人权高于主权”论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果,即其他国家可以对一国大规模侵犯国内人权的行为进行包括动用武力在内的干涉,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保护人权。作为一种理论,人道主义干涉诚然有其合理成分及道德吸引力,但若付诸实施却面临不容回避的法律和操作难题。首先,无论是在现行国际条约还是习惯国际法中,都无法为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找到合法依据。当干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时其合法性当然无可置疑,但此时干涉行动的合法性依据显然是《联合国宪章》第42条,而不是人道主义干涉本身。其次,在缺乏安理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谁有权干涉(国家?国家集团?区域组织?)、何时可以干涉(侵犯人权行为需要严重到何种程度?)、可以使用何种手段干涉(可否动用武力?可以动用何种武力?)、干涉的后果由谁承担(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和公认的判定程序,从而导致人道主义干涉在实践中易于被滥用,沦为一些国家谋取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借口和工具。这一点,在北约国家对利比亚实施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武装干涉中有很充分的反映。⒂

   如上所述,无论是当代国际法引人注目的人本化趋势,还是作为这一趋势突出代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迅猛发展,都并未动摇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之核心和基石的地位,并未动摇国际法的“国家间”本质属性。植根于以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平等互利为基本指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绝无任何含混或妥协。惟其如此,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的新机遇”为主题的首届“南南人权论坛”,才在其发布的《北京宣言》中专门强调:“国际社会对人权事项的关切,应始终遵行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各国内政。……人权问题上的政治化、选择性和双重标准,滥用军事、经济或其他手段干涉他国事务,是与人权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相关行动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并应充分尊重当事国和区域组织的意见。”这一表态有理有据,应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处理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基本遵循。

   (二)以发展的眼光认识主权的具体内涵,适时创新和调整相关话语及政策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36]正如人权的概念在不断丰富发展,主权的内涵也绝非一成不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主权经历了从绝对化到相对化的发展过程。[37] 141 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全球化,包括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在法律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受到诸多限制,全球经济规则和基本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都促进了国家主权的相对化。[38]这种相对化的基本实现方式是主权让渡,主权让渡的主要方式则是制定国际条约和成立国际组织。[32]例如,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经济主权弱化、国际经济组织影响力增强,已然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现象和趋势。[39]进而言之,这一现象和趋势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也广泛体现在人权、环境等诸多领域。在此背景和趋势下,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表现为对于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日益深入,完全不容国际社会关注的“内政”范围日渐缩小,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法上对“干涉”的界定也日趋谨慎。[40] 180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责任,客观上要求对主权的具体内涵作与时俱进的动态理解。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人权——主权关系中,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项高于另一项,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41]仍以人道主义干涉为例。尽管其理论上不甚明晰、实践中问题重重,但其的确表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国际社会客观上存在着维护基本人权、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伦理和道德需求。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无法获得认可的情况下,“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通过赋予国家主权概念以新的内涵,⒃尝试以尽量减少干涉国动机的方式重新界定人道主义干涉,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特别是在联合国相关行动的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42] 919尽管其尚未成为一项国际法规范(无论是条约规则还是习惯国际法),有关保护责任的国际文件中提出的联合国大会在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时可以授权使用武力、区域组织在实施军事干涉行动时可以先斩后奏等主张也与《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尽一致,但其所包含的安理会授权干涉的要素有可能通过灵活解释《联合国宪章》第39条,使安理会授权的情形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范畴,与此同时其所具有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力量也可能促使安理会在人权保护问题上更为积极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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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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