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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的几本书

更新时间:2018-11-19 01:21:12
作者: 李泽厚 (进入专栏)  
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everydaylife)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于是,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这即是“情本体”思想了。

   《四讲》以后,我就告别美学了。我只是在哲学上概括一些美学问题,不做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我也只能停在这里,无法多言。我讲过,要么做艺术社会学研究,要么做审美心理学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别美学,搞别的东西了。

   相比《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在学理上更重要,但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这两本书产生影响,那已是很晚了。八十年代出版的这三本美学书,后来被人们冠以“美学三书”名,不断重印,并都译成英文,有的还译为德文、日文、韩文等。

   这里,可顺便讲一下八十年代我做的三件事,都与美学有关:

   一是,主编《美学》杂志。因为开本较大、每期字数多、影响大,人们称之为“大美学”,一年一期或两期。挂的名是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办,实际没有什么编辑部,就我一个人在干,从策划到组稿到审稿到发稿。我那时只看质量,不看人,无名小卒,只要文章好,我都用。大名人的文章,倒不一定。“大美学”当时大家的反映还是比较好的。“大美学”从创刊到停刊,历时八年,出版七期。后来感觉文章太一般化,而要深入下去,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于是就停办了。

   还有,就是出了一套“美学译文丛书”。是我和滕守尧共同主编的,原计划出一百种,实出五十种。那套丛书是在所有丛书里最早的,但进度却是最慢的。当时翻译西方的东西是禁区,可能会是一个罪名,因为你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嘛。就有人警告我,说你不能搞这个。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理解。我感到高兴的是,许多搞美学、搞艺术的人都买了,好些有关美学、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其他论著中,常常见到引用这些丛书中的材料。这说明,尽管有缺点、毛病,这套丛书毕竟还是有用的。但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这主要是滕守尧的功劳,没有他,便不会有这套丛书。许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也一直不吭声。我要他共署主编,他因顾虑客观环境,坚决不肯,这对我倒形成了“掠人之美”的心理负担,今天一吐为快。

   第三件事,是与刘纲纪合作写《中国美学史》。1979年哲学所成立美学室时,我提议集体编写一部三卷本的《中国美学史》,因为古今中外似乎还没有这种书。后来,我又请刘纲纪先生共同主编,出版社起初不赞同,经我说服同意了。此书由我与刘商定内容、观点、章目、形式,由刘执笔写成,我通读定稿。因是刘执笔写成的,所以我始终不把这部书列入我的著作中,尽管我提供了某些基本观点。在通读定稿时,我从内容和文字进行了某些修改,但不多,因亊先已作了许多商定。也不强求全书必须完全贯彻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美学史》是一部知识的书,许多部分是为了解释材料、分析材料,与《美的历程》有所不同。

  

“思想史三论”

  

   八十年代颇为热闹,“美学热”之后,又出现了“文化热”。从广义上说,“文化热”里头也包括了“美学热”,或者说“美学热”是“文化热”的前奏或一部分。从“美学热”过渡到“文化热”,便不是偶然的,是有线索可求的。

   八十年代中期产生了三大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可以说是“文化热”的标志。我和三个文化机构都有联系,但都未深入参与。既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我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我最后和他们确定的,但我没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写了“思想史三论”。

   最早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出版,与《批判》同年,但晚几个月。收的十篇文章,实际写于两个不同时期。三篇《研究》(1958年以《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略有增改)和孙中山文写成、发表于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之前,其他各篇写成和发表于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尽管二者合成此书时作了一些统一修改,但毕竟各自带有时代的不同印痕。写于五十年代的大体坐而论道,从容不迫,分析较细,材料较全,一些人如王元化先生就很喜欢。哈佛大学的一位德国博士生曾将谈谭嗣同一文译为英文。他当时说佩服我分析得那么细,认为我应该搞分析哲学,当时那是哲学主流。而写于七十年代的则又失之过粗,基本是些提纲性的东西,但搞现代思想史的金冲及先生,当时却跟我说:你最近的几篇文章,比过去好。

   时值毛刚去世,人们思想似一片茫然,这书通过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好些的确是有所指而发,只是相当含蓄,点到为止。我并没有影射,只是指出历史的“客观规律”使类似现象重复出现。

   这里可提一下黎澍先生。当时的《历史研究》是黎澍主编的。那时《历史研究》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应该算一面旗帜,可惜现在大家都不提,许多人不知道黎澍,太不公平了。我七八十年代文章发得多,各刊物报纸都有,但主要在《历史研究》。黎澍思想解放的比较早,比李慎之早。黎澍对我的文章特别喜欢。我写辛亥革命的文章他就是作为刊物头条登出来的。我的文章极少作头条,所以这篇(就是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篇)记得特清楚,当时有哲学所的同事提起,我也挺高兴。

   现在看来《近代》就是很普通一本书,但在当时却颇为轰动,在“思想史三论”中影响最大,此已难为今人理解了。出版者曾亲口说,假如差半年这本书就出不来了。就可以见到当时整个气氛是什么情况。当时人家认为我离经叛道已经很远了。在当时封闭多年、思想阻塞的年代里,这本书算是起了开风气先的作用。所以对今天读者是如此平淡无奇的普通常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非同小可的危险话语。我吃惊地听到一些作家、艺术家说,这本书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记得获奖小说《拂晓前的葬礼》的作者王兆军还到过我家,说谈太平天国文,对他创作小说有启发和具体的指导意义。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此书已经彻底“过时”,它的好些历史观察和价值描述是至今仍然有其意义的,其中也的确有意蕴含了后来在《現代》等书中展开以及至今尚未展开的好些思想、观点、看法。如《论严复》(1978年),就提出“法国式”与“英国式”之分。我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这些看法现在看起来实在平淡无味,但记得当时写时,还不免胆战心惊。时春寒尚重,“凡是”尤存,“革命气氛”仍然浓烈。我想,不要被人识破话中有话就好。所以,不止这一处,这本书好些地方都是“点到为止”,不多发挥。后来一些人告诉我他们还是“侦破”了。遗憾的是,现在年轻人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情况似已相当隔膜,完全不能体会和了解此书和其他一些事、一些书的真实情况和作用,因此他们的评论就抓不住要害。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就已经在考虑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中国古代思想也形成了一些看法,如庄子反异化等观点就酝酿成熟在自己六、七十年代大读西方存在主义时期。

   我的第一篇古代思想史文章是写于1976—1978年、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我在日本讲《孔子再评价》(当时尚未发表),他们一个个都在记,认真记要点,印象极深,使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日本一些最大的学者。桑原武夫跟我说,大师级的学者还是出在中国。这里还有个插曲,黎澍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号称中国最高学术刊物,本来要将《孔子再评价》和顾准的文章一起发在创刊号上的,后来有人反对,是一些老先生,王明、容肇祖、张岱年等等,他们说唯物唯心此文一字未提,阶级斗争也未提,大有问题,创刊号就没发成。发在第二期上。顾准的遗文后来就一直没在那刊物上发出来。

   《孔子再评价》这篇文章发表之初,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情况很快也就改观了,也变得比较能够接受了。文章提出“仁的结构”中的“心理原则”,突出的是“情”而非“理”。人性是人心的情理结构,而不只是理性。我至今仍然坚持“仁”是这个四方面的结构体,即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所形成的人性结构,也就是我后来《论语今读》所提出的“情理结构”(emotio-rational structure)即“情本体”(emotion as substance),其中的情理交会既区别于禽兽动物,也区别于理性机器,这是我数十年没有变动的人性论的观点圆心。文章还初步提出了“巫史传统”观念,一开头就讲这个“巫术礼仪”的问题,并与当年对少数民族鄂温克人调查研究相比较,认为周礼是通过“祭神(祖先)”的礼仪扩而成为社会组织、生活规范的整套规范。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制度、贵族生活规范、社会等级规则等等。1999年发表的《说巫术传统》更具体地展开了一些。《孔子再评价》实际标志着以原典儒学来吸收融会康德和马克思以眺望未来。当时反传统高涨,未能多说。

   《中国社会科学》还刊载了我的《宋明理学片论》(1982年)、《秦汉思想简议》(1984年)、《漫述庄禅》(1985年)。谈庄禅玄的那篇发表后,钱学森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立了功!”,并把这篇文章收到他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书中。

   1985年我将八十年代陆续发表的有关古代思想的文章汇集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并以《近代》为前导。这本书我试图改变一下几十年来中国哲学史只是简单地分割、罗列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陈陈相因的面貌。我想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我希望这种研究能略有新意。比如孔子吧,有多少哲学史就可以说有多少位孔子,每个人都有他所理解的孔子,并且都认为这才是那个“真正的”孔子思想。我的兴趣却不在这里,而主要是想探究一下两千多年来已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行为中的孔子,看看他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痕迹,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带来了些什么长处和弱点。这个孔子,倒是个活生生的,就在你、我、他以及许多中国人中间。

   因为集中在这个概括性的主题之上,我就只能选择一些最有代表性、最有实际影响的人物和思潮,弃而不论许多比较起来属于次要的人物、学派和思想。例如先秦的名家以及其他好些非常著名甚至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也舍弃了所论述的人物、思潮中离这一主题关系较远的方面、内容和层次,当然更完全舍弃了一些属于考证范围的问题如人物生平、史料源流、版本真伪等等。总之,本书所作的只是一种十分粗略的轮廓述评。我丝毫不想以齐备为目的,只望能在舍弃中更突出所要研讨的主题:即在构成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起了最为主要作用的那些思想传统。同时在论述中也尽量注意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以避开重复。

本书上下数千年,十几万字就打发掉了,自己写作时,便深感底子太薄,功力不够,知识太少,不可能也不应该驾驭这么大的场面,甚至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写这种东西了”。但结果居然还强如人意,这书在海内外的反应都不坏,不断被人提及甚至还受到赞赏。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本。原因是尽管材料少,论述粗,但毕竟是企图对中国整个传统作某种鸟瞰式的追索、探寻和阐释,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看法,如“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天地境界”等等,我至今以为是相当重要的。我自认对中国思想史除了对荀子的评估、说庄子哲学是美学等等次要成果外,至少有三个重要创获,它们都是假说,有待以后科学论证其真伪:一是“巫史传统”(巫的理性化),二是“情本体”,三是“兵家辩证法”。我希望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文化传统在东西方人文世界进行真正深入的对话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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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汉尊2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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