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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墨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相遇

——“夺朱之紫”抑或“他山之石”

更新时间:2018-11-15 13:27:45
作者: 黄蕉风  
对于墨学之“智”,王治心给予了高度赞赏,以之为墨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墨学之“爱”,王治心亦不乏褒扬之词,他认为“墨子的学说很近于宗教”,整个“墨学十论”全都出于墨家“宗教上爱的精神”,且耶墨二家“爱观”相近,“有普爱人类而无差别的,一如耶稣之博爱,墨子之兼爱,一切平等而无分别”;吴雷川着有《墨翟与耶稣》,他在书中指出“墨耶二圣心理相同”,墨翟人格与耶稣人格最近,墨翟学说和耶稣教训合辙,耶墨二家之联系在宗教和社会主义。他又认为“墨耶一派能应付现今中国的需要”,二家在社会改造的主张上并行不悖。国人应效法耶墨二人的宗教人格来从事心理建设,追随耶稣墨翟的社会主义理想来变革社会制度,以拯时弊。相较于前述持卫道主义的基督徒,张纯一、王治心、吴雷川的“耶墨对话”无疑具有相对开放的跨界视角,他们对墨学抱有一定的同情与理解,没有将墨学简单目为是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的阻碍者或耶稣福音落地中国社会的前驱预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墨学有利于基督教的自我更化,从而避免以基督教为唯一“判教”标准衡量墨学价值的狭隘立场。

  

   普世诸宗教文明处理自身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范式,大体而言无非包容或者排他。宗教认信个体及宗教认信群体既根据自身传统来评判他者传统,又藉由介入他者传统来调整对自身传统的认知。中国基督徒在面对墨家的历史传统、在处理墨学经书文献的时候,就体现了这种既要进入又须出离的复杂心态。在某些时候,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或个人思想的转变,都有可能造成对自身传统及他者传统的认知迁移。如黄治基、张亦镜、方鲍参、何世明等深度委身自身信仰的基督徒,则其“耶墨对话”的范式就偏向保守而排他;如张纯一、王治心、吴雷川等对墨学持开放心态的基督徒,则其“耶墨对话”的范式就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多元共在。相较于前者,后者希望在保守基督教要义的基本前提下尽最大善意去理解墨子学说,则更体现具有认信背景的宗教信徒在从事客观学术研究时的“混杂心态”。

  

   何言“混杂”呢?中国基督徒的“耶墨对话”,的确对基督教和墨家做了“别分同异”的工作。有的侧重在“异处”(如保守立场的基督徒),有的侧重在“同处”(如开明立场的基督徒)。若以今天人文社科领域的“比较研究”范式进行考量,则大可将之归为“比较哲学”中的“跨文化比较”范畴;同时,中国基督徒的“耶墨对话”,又不仅仅是旁观性、还原性的“平行比较”。他们对中国墨学的诠释和阐发,往往带着来自自身信仰的“前见”,故“开明派”基督徒的“耶墨对话”,除了《圣经》和《墨子》的文本比较工作外,还在神学和墨学之间做了互相印证、互相发明、互相光照(reciprocal illumination)的工作。墨子墨家墨学在他们的“耶墨对话”中还充当了宣教布道之工具和福音落地中国之预备的角色,这种对话模式一定程度上又接近“宗教对话”中的“宗教间的诠释学”。

  

   在中国基督徒从事“耶墨对话”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某些地方,墨学被他们看作是基督教的阻碍,两者绝对异质、不可通约,所谓“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乱雅”;又在某些地方,墨学可被他们引为基督教的盟友,可作奥援,并互相对话,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混杂”来源于“对话”,“对话”又加剧了这种“混杂”,客观研究和宗教情感绞缠在一起,神学与墨学彼此交汇。故当我们考察这种不免带有相当主观性的墨学研究时,犹须措意何者为他们对墨学的学术观点,何者为他们借墨论耶的神学言诠。毕竟中国基督徒对耶墨二家教义孰为殊胜、耶墨人格何者更高所做出的任何断言,多少都与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背景和宗教信徒身份有关联。无论其观点多么开放,或多么保守,究其然不会脱离“宣教”“护教”的意识形态考量——或许在在对墨学的态度上,吴雷川更为开放,张亦镜则偏保守,王治心居处开放和保守之间的中道,然其“对话”仍然归属基督教护教学范式,对话云云、比较云云,亦不会太多偏离伸张神学主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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