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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芃: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

——“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二讲

更新时间:2018-11-15 01:45:18
作者: 李欧芃  
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君主立宪。所以在这样整个的大框架下面,我们重新来审视晚清小说时,我就觉得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不能忽视,它不是什么民族国家的缔造品,也许它可以缔造出一种模式,它所缔造的是一种乌托邦小说的想象,一定是与中国有关,但是不是新中国呢?我很怀疑;它是不是缔造一个想象中的、当事人心目中的世界呢?也有一部分。所以变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整理清楚。我只好通过几个重要的线索,比较半抽象的方法上的线索,来提出一些假设。

   不知道我的朋友席云舒在不在,我今天一定要在课堂上提他一句,因为他现在在研究胡适,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今天这里是“胡适人文讲座”吧,可是我不敢讲胡适先生的学术,因为我不了解,我引用他这句话,就是我也要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然后再做“小心的求证”。那么我的“大胆的假设”怎么说呢?就是任何对于民族国家也好,世界也好,宇宙也好,所有的小说的想象,需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就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掌握和改变,一个就是对于空间观念的掌握或者是改变。这两个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把时间放在整个西方的19世纪小说研究里面,你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写实主义小说都和时间有关,因为它们叙事的模式是从现代性的西方的时间进展出来的,和传统的古典的欧洲文学不一样。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进到西方式的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的呢?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可是据我所知思想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而研究现代文学、近代文学的,大家都知道、都提过。我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证据,我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的知名学者陈建华。我记得他有一次在我班上说他要研究梁启超,他要研究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我说你的证据在哪里,你的思维在哪里?于是他就把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复印给我看,我现在拿的还是他当时复印给我的资料。《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就是在1899年,梁启超从日本横滨坐船到夏威夷,第一次访问夏威夷,在船上开始写的。我一看《夏威夷游记》的序,我就吓坏了。他后面第二、第三页真的讲到“诗界革命”,而前面讲到他自己“余乡人也”——我是乡下人,生在什么地方,他是广东新会人,这是个小地方。他说他9岁的时候,“余生九年”才到其他的县,17岁才到其他的省。可是,到20岁以后就卷入了政治的洪涡里面,忽然发现他自己要变成“国人”和“世界人”。什么是“国人”,什么是“世界人”,这是他创造出来的观念。他当时没有公民这个观念,当时共和还没有成立,大清的子民不叫公民,所以他叫做国民,他脑子里开始有了“国”的观念,一个比省大一点,比县大一点,是中国人的一个虚构的想象。而他更多的是说中国人还不够做“世界人”。那么“世界人”的意思,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词的改变。他把“国人”和“世界人”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当时的中国人,他的认同的参照系统要放到“世界”中了,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他要到夏威夷,他是从实际的经验里来的。他在日本看了很多书,日本明治维新时介绍的大量英美的资料。因为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最早那些重要的人物都是经过英美过来的,特别是英国一些重要的书,英文的书,都翻译了,政治学和文学的书都翻译成了古典的日文,我想他涉猎了一些。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说怎样和西方接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版图怎么和西方的版图接轨。版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是,他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谈的。我认为他提出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在这个序里面,除了文体革命以外——文体革命就是旧诗里照样能写新的东西,什么自由、民主,这些西方观念等等,就丰富了中国的旧诗的内容,还要讲形式。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他把中历和西历作对比,现在我们作为“国人”和“世界人”,一定要采用西历,不能用中历了。为什么呢?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采用西历,方便。你如果要跟各国接轨、交流、沟通的话,你就要用西历。于是他在1899年西历的12月19号,就是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他在下面括弧里说“以后所记皆用西历”,我觉得这句话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变革。这个影响所及呢,我认为整个的科幻小说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样开始呢?西历是从耶稣生下来以后纪年的,用了西历虽然表面上是方便,可是它的时间的观念,也就是现代西历时间的观念是直线进行的,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而将来非但变成一种可能,而且几乎可以变成一个想象的现实。而从过去进到将来,是可以数出来的,可以算出来的,或者说可以预测出来的。后来大量的科幻小说,我这里介绍一两本,比如说有一本叫做《梦游二十一世纪》,讲得清清楚楚2065年。从这里开始的话,使得将来的时间被想象、推测。那么中国以前的小说里面有没有将来的想象呢?有,我找了半天,不多。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唐朝传奇里就有,可是那不见得是将来;《南柯一梦》《枕中记》,就是把一个人的官途想了一遍之后写的,发现原来是一个梦。《南柯一梦》里面的人中了举,中举之后跑到太守那里打仗,赢了输了,然后回来发现是一个梦,就是一个人的一生而已;或者说有人一梦就见到西王母、见到龙王女,或者树里面很多蚂蚁……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这种将来式的想象。将来式的想象是和西方直线进行的时间观念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观念也改变了西方乌托邦式的想象。托马斯·莫尔那本书是16世纪初写的,乌托邦这个词是他们创出来的,当时他们的想象还是固定的,它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将来哪一年,它的想象就是从柏拉图过来的。柏拉图有一个《理想国》,从《理想国》一直到莫尔的《乌托邦》(都是固定的想象)。可是19世纪以后,西方科幻想象中的乌托邦,几乎都放在将来。有人讲的直接一点,有人讲的模糊一点。比较有名的,马克思曾经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傅立叶的东西,后来我们中国人叫做“空想社会主义”,“五四”早期的时候大家都学、都看的。傅立叶想象到将来的社会,巴黎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在二楼你可以从这里一直走到那里去,想得非常得仔细。而英国的想象不太一样,它的城市观念不那么浓。那个罗伯特·欧文,他想象一个乡下,可是乡下里面有很多科技,农业和科技结合在一起,这是英国的传统,非常多。后来19世纪末俄国最有名的那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统——What is to be Done(《怎么办》)的传统,《怎么办》里面,想象一个革命的新社会,革命同志怎么建立的新社会。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和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有关,使得将来有这个可能。带到中国呢,大部分的重要经典都没有进来,到“五四”才进来,就是傅立叶和圣西门,我刚刚讲的,在“五四”以后大家才仔细地探讨。

   晚清的时候,流行的就是一些科幻小说,因为它容易读,而且读着好玩,有娱乐性,可是在字里行间,慢慢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可是,梁启超的这个重要观念,还有一个文学上的直接的关联。大家知道,基督教青年会刚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梁启超曾经在那里做过秘书,而成立基督教青年会的那个人就是李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有胆量、有雄心的传教士。他带来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西方的书,经过他和他的助手翻译进来。有一本很重要的历史书叫做《泰西新史揽要》,后来变成了《泰西历史演义》,陈建华已经做过研究了;另外一本就是《回头看》(Looking Backward),它叫做《回头看记略》,他把它节录出来献给清朝政府,认为这个理想小说或者科幻小说里面所描写的是将来中国可以借鉴的。这本书我看了两遍,现在买不到了,薄薄的一本。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头看》,下面时间是“公元2000—1887年”,《回头看》是从2000年往回看的。它的故事一开始就讲一个波士顿人叫做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他说:“我在1857年诞生于波士顿城。‘什么?’你说,‘一千八百五十七?这是个奇怪的差错。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一千九百五十七。’对不起,我并没有说错。我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857年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顿的东风的吹拂。我向读者保证,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东风,跟现时公元2000年的东风是同样凛冽刺骨的。”[注]故事是从一个非常细致的幻想的新世纪里面,回头看当时作者生活的那个非常混乱的波士顿乱七八糟的情况。作者用这个办法提倡改革,他认为这个小说不是社会主义小说,是资本主义小说。他认为将来最好的资本主义应该变成一个国家拥有一些重要的交通工具之外,国家兴办商场,没有货币,每人就拿一个信用卡,你要买什么,你就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他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合在一起,生活非常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电话一按就有古典音乐出来,有一个小卡片,卡片一按,你要听管风琴就有管风琴,要听小提琴就有小提琴,还有花园等等,这就跟现在很像了。他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目的就是说,在美国,如果大家一起努力,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有效的方式的话,可以把美国社会变得很好。所以有人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和美国后来所谓的Taylorism很像——有一个人叫做泰勒,就讲美国的汽车制造越快越好,像我们就受他的影响,搞得我们忙得要命,就是泰勒的问题。他的整个这套东西——当时杰姆逊认为是很重要的——他的目的跟梁启超很像,小说是为了政治功用的,不是为了小说,不是为了好玩。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到几年,好像是1904、1905年左右,这个小说就变成了章回体,一种章回体的美国小说《回头看》。我曾经对照过它的第一章,发现在这个中文版里面,讲得非常仔细,生怕读者不懂。因为这个观念很难搞清楚,一觉醒来,时间搞错了,因为当时一般的读者对于西历还不是那么容易认可,所以他用这个办法来解释,原来时间是这样的,可以从后面往回看。这个从2000年往回看、从将来往回看的模式,直接进入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各位想一想,《新中国未来记》的第一章是庆祝1962年上海开博览会,庆祝中国新立宪六十周年,有一位孔先生上去演讲。这个模式我想是直接可以和贝拉米的《回头看》连在一起的,这个观念性的改变刚好发生在1900年左右,前后不超过两年,直接地进入了晚清小说家的脑子里面,于是他们就可以在翻译、改写的时候,或者在创作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出来了。凡尔伦的《月界旅行》那本小说,当时不只在中国很流行,在法国也很流行,鲁迅翻译出来后,马上就有人写月球殖民地的小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雨果历险记》,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常常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看的电影说出来了,各位看了没有?你们要仔细看,最后向那位法国电影魔术师致敬,那个魔术师叫乔治·梅里爱,梅里爱的小电影里面有一个就是《月球探险记》,就是凡尔伦的东西。月亮还变成一个脸还在那笑,月亮里面竟然还有野人,是一个非常好笑的电影。他是把凡尔伦的科幻想象更通俗化,把它变成十几二十分钟的小电影。当时这种流行刊物或者流行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影响力非常大。到了晚清小说这个领域里面,促使了、带动了一大批科幻小说的发展,这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时间观念的改变。

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空间观念。现在讲空间的人太多了,因为有人认为后现代理论都是以空间为主,研究建筑的、研究人文艺术形式的空间,讲空间讲得太离奇了,变成一些无聊的东西。可是我心目中的空间是有很具体的历史的体会性的。为什么呢?就从梁启超讲起。他从“国人”变成“世界人”的时候,在他个人的经验里面,真的是中国的想象版图扩大了,也就是说从中国到其他国家,要经过几个不同的疆域,那么疆域的界线也就开始变得敏感。不像中国古时候就是一个“中朝”,所谓“Middle Kingdom”,中国是中心,蛮夷是在旁边的。你离开了中国的疆土领域就会进入蛮夷之邦,进入蛮夷之邦就有神仙鬼怪了。比如《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到哪一回他离开大唐国界了,妖怪就从那里开始了,大唐国界里面是没有妖怪的。更早的还有西王母,西王母同时有秦始皇炼仙丹,到蓬莱仙岛,我们只知道大概是在东边,东边多远,靠近哪里,有人说靠近日本,那是后来人讲的,在哪里不知道,也无所谓。它的那种算计不是那么精确的,因为它的那个中土,是中国式的东西,它对中国本身的想象基本上是两个模式,这是我一个学生求证出来的:一个是圆的,盘古开天辟地,中国想象中的地球是扁圆形的,什么地陷东南还是地陷西北啦;另外一个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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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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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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