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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

更新时间:2018-11-14 20:50:39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推动力来自什么。比如关于社会变革的研究,案例研究者需要抽丝剥茧,将真正的变革从无关紧要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区分出来,认识“改变社会结构的罕见时刻”以及变革产生的力量来源。案例分析中常见的动力研究、转折点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等,大多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是理解性知识,即挖掘特定条件下的行为(行动)之特点、内涵和意义知识,这类认识活动常见于人文取向的分析作品。理解与解释的不同在于,解释的重点是证明和行为相关的原因,而理解的目的则是认识人类社会各种行为的特征及意义。这些特征和意义可以是一般的,也可以是独特的。比如,说明自杀行为和自杀者与群体的关系有关,涂尔干提供的是解释性知识——解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因素导致自杀现象发生;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征,他提供的是理解性知识——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关系对于中国人行为的独特意义。

   第三种是规范性知识。即挖掘有关“价值评估”的知识,它们可以作为标准,用于鉴别什么是有益伦理、有益行为、有益关系和良序社会,或者怎样的制度干预是公平的,等等。这类知识的目标,在于发现对人类延续有益的生存原则,并力求将其转变成行为规范或制度原则。因为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关切解答客观现象,还关切优良社会的建设,这就需要建立价值标准,对利害进行评估,以寻求良好生活的价值选择。

   为何规范性知识不是一项个人见解,而是社会知识?规范性知识由学者阐发,似具有主观性,但它反映的应不是个人而是公共事务的“主观性”,它们是经由“交互主观性”作用形成的社会价值事实。案例研究常使用一些具有描述和评估双重含义的概念,比如德性、自由,它们都不是单指个人德性和个人自由,而是人们在社会共处、及相互关联中所需的德性和自由。这些概念既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具有事实客观性,又是对行为特征的评估,具有价值导向性。价值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标准,往往需要通过案例研究得到阐发,在这一点上,案例研究可以对政策研究做出贡献,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认识它对行为的激励后果,以及这些后果是否对社会整体有益。规范性知识可以通过确立、或修正人类对于理想状态的界定,来补充解释和理解性知识的不足,帮助人类朝向理想和文明方向行进。

   规范性知识无法与“客观研究”完全分开,是因为它事关、甚至能够影响多数人的判断标准。比如,上述“朝向理想和文明方向行进”,实际上必须包含有价值标准:什么是理想方向,什么是向文明行进,它们需要通过规范性知识的生产和辩论加以阐明。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他提出一项规范性知识——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更理想的分配制度。这里的“更理想”属于价值标准,马克思提出这一标准,显然不仅仅是指他个人生活更理想,而是他认为,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社会主义是更理想的分配制度。再比如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在理解人类行动的动机方面,地方性知识比普遍性知识更具真实性,因而也价值更高。

   规范性知识可能修正人们的价值观,比如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有关商业行为的道德争议广泛发生,这是因为大量的商业行为是新现象,商业关系与传统关系存在不少道德原则上的差异,社会研究经历了激烈辩论,才确立了“商业盈利”的道德位置,使得受到法治约束的商业行为具有了正当性。与此类似,指出人身依附关系具有阻碍发展的缺陷,也是包含价值性的知识: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人身依附不如独立对等关系更具建设性作用。这些有关社会的研究,不仅包含规范性知识:商业行为具有正当性、依附性对经济发展具有损害性等,而且它们阐发的价值标准,并非有史以来就存在,而是经济社会进入复杂阶段后的产物。这意味着,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规范性知识会发生改变,所以需要不断研究和认识。

   规范性知识对于研究者之重要,在于他们经常需要意义判断。比如,为何一些议题重要于其他议题?为何一些制度更为基本关键?一般的分析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意义”对于他们的解释工作而言,表现为要素关联的显著性程度事实,而非价值高低的比较。在很多研究领域,人们一般认为,从纯粹的经验现象中推不出价值证明,因为经验研究只关乎事实,它使用规范,却无法证明规范,规范和证明有各自“独立”的逻辑轨道,就像无法从“是”中推出重要与否。但案例研究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研究问题选择,一般就包含有“是否重要”的判断,为什么要分析这个而不是别的案例?为什么要收集案例资料去证明一个不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做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的问题?这些在一般的“中性”研究中不会过度重视的问题,却是案例研究者首先需要考虑的。

   上述三类知识,都可以成为案例研究追求的目标。显然,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经验观察、提供理解和解释性知识,案例研究还可能提供价值性知识,这突显了知识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解释和理解,它的反思性特征也同样重要。知识来源于两种途径:其一,经验现象的证明、归纳、演绎和推论;其二,反思,通过考量一种潜在性——评估确定和已知的事实,将其与人类的经验、信仰和追求联系起来。这种反思能力,即在尚未关联的事项中建立预设的关联,以求发现潜在性对于社会的影响意义,属于人类所特有。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通过反思性的预设关联,来构造无法直接从经验现实中出现的信念,而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可以做到两者:发现事实,同时阐发价值原则和信念。

   因此,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提供多样知识,不仅可以在要素因果关系上发现解释性知识,也可以对特定的现象或行为特征提供理解性知识,更可以通过反思活动寻找和更正价值性知识。


三、案例与一般知识体系


   为何案例分析的目标是产出知识,而不是“故事本身”?因为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角色,不同于文学和历史记述。

   不同于文学,意味着案例研究的任务不在于展示曲折情节、人物个性、情感命运及奋斗结局。讲故事追求的是高潮迭起,动人心弦,而案例分析作为一项研究活动,研究者的最终目的不是打动人心或追求可读性强。案例分析可以是激动人心的,但它或许只会发生在一种人身上——他们对知识经由案例得到推进而感到振奋。社会科学的案例分析不同于历史记述,是因为它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在时间地点、人物作为和事件真相,还在透过对经验现象的整理和分析,认识事实中具有相对稳定及一般意义的东西,比如(某类)行为特征,(某种)因果关联或(某项)规范原则。说它们是某类、某种或某项,意指任何一项知识都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在一般知识体系中安放定位。它们可能是新的、原先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认识到的,然而一旦发现,就必然成为整体知识的部分,进入系统知识大厦,和已有的知识共享一些标准。而如果它不具备知识的特征,就进入不了一般知识体系。

   一般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它是共有、公开、开放和变动的,并非任何一个地区、时段、国家或意识形态的独有产物;另一方面,它又被人类认识活动处理为命题或原理,它们相互联系、具有系统性、处于认识阶梯中抽象性较高的位置、具有相对广泛的解释力,这是我们称其为“一般”知识的含义。虽然,社会科学很少能阐明所有时空都成立的普适性命题,它们表述的多是特定背景下的条件性命题,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特定背景下的条件性命题,和一般的知识无关,或者根本不用加入一般知识的体系,相反,我们阐述特殊性知识的目的,是试图发现一种可以加入整体知识体系,属于其中的一种关系、特征或行为类型。作为类型,研究者所追求的并非是具体的场所和时间,而是在这一条件下可以成立的一般性命题。

   比如研究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势必在一般的组织研究中增添新知识,所以它并非与一般的组织研究无关,并非可以独立于其他的组织研究之外,相反,它必须使用一般组织研究的系统知识作为参照。这些系统知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所组成,是所有学者的工作和贡献,尽管它们不一定来自于中国,可能看起来暂时与我们无关,但当我们成为研究者队伍的一员,当我们带着中国的知识到来时,我们就和他们一道,进入了构造系统知识的大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虽然针对特定领域和时空,是相对局部的经验,但如果问题关切具有一般性,分析逻辑也具有一般性,即具备学术共同体认同的、经由学术共同体(包括我们)多年积累的知识标准,就能将我们的地方性知识汇入一般系统知识,成为积累性成果。

   所以,案例研究并非仅仅关心知识的独特性,它还关心一般性知识的积累,以及特定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关系。定性(案例)研究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这样一个理念:存在一种有特点的社会事件或现象,可以用对照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比如针对“革命”这种一般的社会现象,可以对照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发生的特定革命进行研究。再比如针对中国的“关系”现象,可以在前人有关社会关系结构的系统知识中,找出可对照的命题——不同种类的关系结构,再对照这些命题开展自身的研究,才能发现其不同于对照命题的“特殊性”,从而丰富有关人类社会关系结构的系统知识。

   一些研究者对此有疑问。他们认为,如果可以基于一般性命题对照独特性研究,那么我们的认识目标,就成了提供知识体系可接受的命题,而非事实本身。这种疑问假设独特性就是案例分析的全部目的,而事实上,所谓独特性知识,是相对于其他知识的独特,否则“独特”就很难成立。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关系,高标准的案例分析者从不会忘记,需要对独特性“之所以独特”——即它和一般性知识的关系作出说明:“由于现象不同,实证研究的结果不一定适用于社会全体。例如,在A社会或者B社会成立的命题,往往在C社会不一定适用。……可以将其作为特殊性看待。此无可厚非,但若根据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法则,还必须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殊性,甚至必须提出解释性假设加以验证。理论假设的产生必须和它产生作用的诸种条件联系起来,例如,对这一理论命题为何在C社会无法成立做出一般性说明。若是如此,则独特性研究有助于理论的形成,而且研究结果超越了独特社会领域,具有一般性意义。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社会科学产品,方能进入知识积累的大厦,从而被学者认真对待”。

   高标准的案例分析,实际上包含着向“一般性知识”前进的追求。在研究者手中,案例被看成是代表现实世界的一种事实,它因为隐含着说明一般性知识的可能性,所以具有分析价值。案例在研究者的处理中,是能够说明这些知识的经验材料例举,虽然看上去它仅特指具体的社会现象,但这些“具体现象”却是有代表性或典型性意义的材料,研究者从中发现的,是符合某种条件的一般性特点:这些特点具有非个人化的、行为性的、规则性的特征,可以和其他社会事实的特点进行知识对照。透过案例,研究者要发掘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活动和事件,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公共行为范型,它要说明的是一般的影响力在特别情景下的作用及后果,并非仅是针对一些个别事件的描述。力求从具体问题走向它的上位问题,使得一些来自具体场景的问题具有系统的意义,才会体现特殊知识的价值。

这要求案例分析者具有专业性的提问意识,主动将特殊性事实和一般性知识联系起来:针对案例事实(特殊经验)和已有解释(一般性命题)的困惑提出问题,这是一项案例分析的基本能力:提问不应仅仅满足于有何特殊性,而是必须指向为何形成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它们具有何种性质和产生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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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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