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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8-11-13 10:24:27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深圳市GDP按不变价格增长了680%,珠海增长了401%,厦门增长了119%,汕头增长了78%。特区外商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引进的出口加工业为全国提供了示范,初期试验取得了显著成功(数据分别来自深圳市、厦门市、珠海市、汕头市统计局网站)。事实证明那种“外国资本进来,中国会退回半殖民地社会”的恐惧是杞人忧天。1984年,国务院总理肯定了青年学者王建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业,实现商品“大进大出”的建议,作出将开放政策扩大到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等14个主要沿海城市的决定,吸引了一批外商和港澳台商来沿海投资建立出口加工企业,促进了沿海的出口加工业和外贸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夕的1977年,全国进出口总额为148亿美元,按当时官方汇率折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90年已迅速扩大到1154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0%。进出口贸易顺差由4亿美元上升到87亿美元。

   另据两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985年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还仅占工业总产值的0.4%,到1995年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到17%(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7)。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管理经验和适用技术,对内资企业也是一个促进。

   财税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参与竞争

   1980年,推行了称作“财政分灶吃饭”的初步财政体制改革,将地方财政全额上交中央变为按比例分成,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83-1984年进一步实行两步走的“利改税”,将原国有企业利润全额上交制度和改革开始时试行的比例上交制度,改为国际通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向市场经济转轨准备了初步条件。但当时不同类别企业税率各不相等,外资企业享受15%-30%的特殊优惠,国有大中型企业税率则高达55%。因此这只是从利润上交转向同等纳税的一个过渡状态。到1993年,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33%,2008年全部企业所得税才统一到25%的税率。

   财政分灶吃饭和“利改税”的改革,除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以外,也使过去被动服从中央和上级决定的地方政府有了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地方经济发展快,财政收入就随之提高,鼓励了当地政府继续促进地方发展。

   随着这些改革,地方政府之间还进一步形成了互相竞争的格局。这在改革初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当时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刚刚在发展,规模还小,而国有企业还远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并直接进行投资,有利于改善市场供应、促进供求平衡,也推动了地方发展。这些地方投资主要是受市场引导的,与过去按上级指令进行的投资有显著不同。

   中国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竞争的模式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土广大,80年代中期有29个省级行政区,约300个城市、2000个县、9万个乡镇。作者当时在考察中发现,层级较低的地方政府,对参与竞争的态度和参与效果都更积极。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手中的行政资源有限,也没有垄断市场的能力,只能作为一个平等竞争者服从市场调节。例如江苏的苏、锡、常地区,乡镇政府往往充当下属乡镇企业的总公司的角色(或由政府成立一个总公司)。它们比单个乡镇企业或小型私人企业调度资源的能力更强,但不能操纵价格和垄断市场,参与竞争的劲头十足。相反,省市级的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行为方式也往往较陈旧,常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带有更多计划经济遗留的特征。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则常处于上述两者之间。

   随着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越来越壮大,地方政府以竞争者身份弥补市场空缺的积极作用也渐渐退居其次,而其干预市场的弊病则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政府投资更着眼于扩大地方GDP规模,不大关心经济效益,也不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使低效率投资、过度投资、过度借债的现象不断发生。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从1978年开始到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改革最初阶段,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巨大阻力和党内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并没有明确提出市场化的目标。但在党内改革力量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实际的改革措施是一步步朝市场化方向推进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一些党政领导和政府代表团也纷纷出访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已进行改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他们带回的见闻对过去闭关锁国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巨大冲击,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全新的认识。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1984年,经过党内改革与保守势力的反复较量,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改革任务。当时“市场经济”概念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仍具有某种负面含义,而“商品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的中性代名词,因此这实际意味改革将向市场经济推进。1987年时任总书记所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更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并建立各类要素市场的改革任务。这个文件在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标志性事件。市场化改革也随之推向国民经济各领域。

   改革的进与退

   改革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随之出现了若干经济失衡现象。其一是货币和信贷控制不力,引发了1988-1989年高达18%的通货膨胀。其二是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农村,沿海发展快于内地,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收入增长远快于普通工薪阶层,使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其三是放权让利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由处置权,随之也发生了官员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一些高干子女利用父辈的影响经商赚钱,开了不公平分配的先河。这些引发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导致后来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事件发生。

   总体而言,这些情况是由于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滞后造成的。其一,中央银行调控机制不健全,未能对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总量进行有效控制;商业银行没有真正商业化,放贷不考虑风险收益而常常要看政府脸色。其二,未能随市场化进展及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制度以保护弱势群体。其三,更关键的是党政机关行政纪律松弛,政治体制改革更没有及时推进,未能对权力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使政权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快推进相关的改革。然而在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整顿经济的旗号下发生了许多与改革相悖的变化,很多改革措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打击批判,下放给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在重新上收,非国有企业受到打压,出现向传统计划体制倒退的明显迹象。事实上,1989年的治理整顿政策既没有遏制货币超发和信贷膨胀,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腐败。贷款增长率仅在1989年从前两年的20%和22%微降到19%,随后在1990年就上升到23%。当时整顿的矛头直接指向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收紧了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导致许多企业资金严重短缺甚至倒闭(参见1989年12月农业部长何康讲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2008,226页)。1990年,乡镇企业数量比1988年净减少38万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净减少280万人,个体和民营经济同样受到重大影响,但没有相关统计[ 蔡晓鹏(2012)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1984年,为推动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为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批准成立了一家旨在为乡镇企业提供服务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公司,由蔡晓鹏任总经理。1989年12月,一个由多家公检法机关组成的联合专案组以涉嫌重大经济犯罪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了蔡晓鹏,关押一年半,罗织了蔡“贿赂”杜润生的罪名逼迫其承认,企图嫁祸杜老。最后终因罪名根本不成立,蔡在社会各界营救下获无罪释放。据蔡记载,当时全国有几十万家个体、民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负责人被抓,资产被掠夺。]。这些导致了经济增长急剧减速。1989-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负增长,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接连降至4.2%和3.9%。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才得以扭转。

   谁推动了经济加速增长?

   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农业改革及随后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引导下迅速发展,是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国有企业初步引进市场机制、财税金融领域进行与市场相衔接的初步改革,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使改革早期阶段(1978-1990)的GDP增长率从过去20年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7)的年均5.1%提高到9.2%,使中国经济跃上了高速增长轨道(见表3)。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计划经济时期年均-0.1%上升到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从年均1.7%上升到9.5%。城乡合计,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2%提高到8.7%,是我国有史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这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农业产出的增长,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农产品提价等方式归还过去对老百姓的欠账。事实证明,过去靠压低老百姓收入来提高积累、加快工业化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失败的。只有老百姓收入伴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高速增长才有基础、可持续,也才有实际意义。也正是因为初期改革的成功使大多数人受益,改革才能得到老百姓广泛拥护,能够克服重重阻力而继续推进。

  

表3. 计划经济时期与80年代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比较(%)

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代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是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数据来源见国家统计局(1999、2010)。

   根据国家统计局GDP、农业、乡镇企业统计,按各自的增加值增长率及其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加权计算,可以近似推算出这期间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及其他非国有经济发展各自对GDP增长加速的贡献。其中,农业改革和加速发展对GDP的加速增长贡献了1.0个百分点,国有企业改革贡献了0.6个百分点,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贡献了2.5个百分点。上述各部门的贡献中也包括了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改革等因素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见表4)。

表4. 谁推动了增长加速(1978-1990时期比1958-1977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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