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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8-11-13 10:24:27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解散财阀,鼓励竞争,也迅速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国。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开始阶段政府都起了较大作用,但没有一例是靠反市场的计划经济取得成功的。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走向市场经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重工业先行的模式,在市场导向下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问题,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都跨上快车道。投资资金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形成了长期持续的高投资、高增长局面。这40年间,经济保持了9.6%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年增7.3%和7.6%,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在过去40年期间,也发生了若干方面的严重经济扭曲。突出表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权力腐败严重;还出现了投资过度、效率下降、负债过高等结构失衡现象;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有强化趋势;这些导致了近一时期经济增长疲软。本文以下部分将分不同阶段回顾改革的主要进展和经济效果,同时简要讨论上述这些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将如何解决。

  

二. 如火如荼的80年代改革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初步清算,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次会议成为改革开始的标志。

   让农民吃饱饭的农业改革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农村经济。改革前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生产是大群人“集团作战”,分配是平均主义的记工分,产品是由国家低价强制征购,结果导致奖懒罚勤,效率很低,农民普遍贫困。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2.83亿吨,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75公斤原粮,很多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吃不饱饭。

   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过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收购价提高了20%-80%。同时,安徽等一些地区的农民不顾官方政策禁止,搞了“包产到户”(后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核心是恢复农民家庭生产经营,农户承诺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剩余产品全部归农户所有。这种方式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产效果非常显著,并得到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如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等)的支持。在四川,一些地方在省委领导支持下实行了农业“包产到组”的改革,有些地方也包到了户。这些变化引发了党内保守派关于“违背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批评,要求立刻取缔,但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肯定,改革者占了上风。从1979年开始,政府允许农民试验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逐步放开了对“包产到户”的禁令。到1984年,包产到户在全国普及,从“大锅饭”的集体生产恢复到家庭生产,人民公社宣告解体。同时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允许农民通过市场销售产品。

   从1977年到1984年,短短7年间全国粮食产量从2.83亿吨增长到4.07亿吨,提高1.25亿吨。棉花、油料、糖料、水果、肉类等生产在这7年间变化更大,增产幅度达70%到200%。这一改革迅速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长期的粮食短缺就此消除。加上提高收购价的作用,使同期农民人均收入从117元跃升至355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4.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6倍降到1.8倍。同期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近7%,远高于1952-1977年平均2.0%的增速。农业改革使全国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加速了1.5个百分点。

   作者当时曾在四川、安徽、浙江等多地农村进行过调查,亲眼看到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方农民欢欣鼓舞,家里粮食囤满了,不少农民从透风漏雨的茅草房搬进了新盖的砖瓦房。终于能吃饱饭的农民把调查者拉到家里,下面条、用红糖水煮鸡蛋招待。临走时叮嘱说:“回去给中央带个话,现在的政策千万别再变了!”

   家庭经营当然并非解决一切农业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是更适合当前中国农业现状的经营形式。在其效率充分释放之后,农业增长也随之放慢,并出现了若干需解决的新问题。关于包产到户以后农业增速减慢的原因,作者另有专文分析(见王小鲁、姜斯栋,2018)。

   创造一亿就业岗位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

   农业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耕地有限,大量农业劳动者成为剩余劳动力。于是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乡镇企业(早期称为社队企业)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增长加速。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展开,国有企业和计划体制缺乏效率,许多消费品供应严重短缺。而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缺,提高了收入,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先头部队。

   此前,农村虽有少量“社队企业”,但只允许从事农机具修造和部分农副产品加工。随着政策限制放宽,乡镇企业大量进入供不应求的生产领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低廉的服装、鞋袜、儿童玩具、日用品等短缺产品;一部分乡镇企业进入了能源、原材料、机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生产领域。由于用工灵活,劳动成本低,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分。

   作者曾于80年代中期参与了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乡镇企业调查和多次其他调查,深度调查过各地上百家乡镇企业,亲眼看到那些昔日的农民怎样迅速走向市场成为产业新军,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并深深被农民迸发出的学习、创造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所震撼。在江苏无锡,农民们从上海请来国有企业退休技工和工程师作为他们的技术指导或企业领导,生产出了质量不亚于国企,但更价廉物美、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浙江义乌、东阳、永康,昔日的庄稼地上出现了全国性的小商品、服装、衡器批发市场,不少国外客商也来到这里成批采购乡镇企业产品。在四川江津,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同时办起了果园和良种奶牛场,使村民收入提高了几倍。在山西原平,一位眼光远大的乡镇煤矿矿长不仅想到采煤,还想到了维护生态环境和未来20年煤炭资源枯竭后怎样永续发展,带领企业把煤矿所在地的山岭改造成大面积的林场。

   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构成也逐渐多元化,从一开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扩大到包含个体私营经济。从1977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2328万人迅速增长到954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上升到17.6%,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6.7%提高到21.4%。剔除某些数据失真的因素,推算这期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约在19%左右,远快于国有经济的增速。乡镇企业加上80年代后期的个体和民营经济发展,使80年代全国GDP年均增长提高了2.5个百分点,是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力来源(据农牧渔业部1986、1991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它们的发展不仅给农民提供了就业和收入,同时也迅速改变了轻重工业结构失衡、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

   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党政领导机关内有过许多激烈争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不经济”,“与国有企业争劳力、争原料、争资金”,“搞乱了经济”,私营企业更“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都应当取缔。但事实胜于雄辩,乡镇企业市场导向的体制优势胜过了布局劣势,所谓“非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对全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肯定了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1988年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立了其合法地位。

   1989以后,改革一度遭遇困难。1989-1991年因政策收紧、打压非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急剧减速,就业减少。尽管如此,1990年乡镇企业仍有9265万人就业,城乡个体经济从业2105万人,私营企业从业170万人。三者合计从业人员达到1.15亿人,超过了国有经济的就业规模(1.03亿人)。

   在工业中,1990年非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等)合计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到45%。

   国有企业走向市场

   改革前,国有企业产品全部由政府定价,由政府统购包销。这种僵硬的制度使供需很难衔接。有些产品严重积压,企业还继续按计划生产;有些产品严重短缺,但只要计划不改,价格不能提高,生产也不能增加;因此浪费和短缺长期并存。

   这一僵硬体制从1978年出现了松动。当时四川省开始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允许试点企业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自行销售,价格可随行就市浮动。同时允许企业提取增长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企业发展基金、奖金和职工福利基金。这是在国有经济体系中首次引入市场调节的尝试,给了国有企业初步的激励,鼓励企业在计划以外扩大生产、提高效率、获得回报。这项试验促进了企业生产和效益提高,使国家经委于1980年决定在全国推行这项改革试验,试点企业达到6000家。从此国有企业开始部分地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在市场引导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按照市场价格运作。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初步形成了计划和市场并存、两种价格机制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价格双轨制的雏形。

   配合企业改革,银行体制的改革也在推进。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被动地按照中央计划分配资金。1979-1983年期间建立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由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各司其职的局面,并逐步允许各商业银行之间业务交叉、有限竞争,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雏形。

   价格双轨制改革

   1984年9月,在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莫干山讨论会上,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了价格改革“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构想,被中央采纳,后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价格双轨制”思路。其含义是一方面暂时保留计划价格体系以避免全局性震动,并通过调整使价格水平逐渐向市场价格逼近,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并在部分领域放开价格管制,从而向市场价格体系过渡。

   在实践中,价格双轨制不仅发生在国有企业部门,实际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城市民营企业成为价格市场化的更大推动力,使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扩大。

   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价格闯关”,全面向市场价格体系转轨,但当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差异悬殊,发生了居民因担心全面涨价而大规模抢购商品的风潮,这项改革被迫停止。但价格转轨并未终止,而是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价格调节的部分不断地自动扩大。到90年代前半期,市场价格已经逐步取代计划价格占据了主导地位。

   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若干弊端,例如有些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将计划价格的原材料批给自己的亲属或利益关联者,后者转手以市场价格倒卖以谋取暴利,使腐败开始蔓延。这主要是政府管理失控和对权力缺乏社会监督造成的。总体上,价格双轨制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提供了一条能够大体平稳过渡的途径,避免了全局性震荡。与此相对照,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行了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结果引发了几百倍的恶性通胀和经济大滑坡,经济下跌近半,大量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特区试验和沿海开放

1979-1980年,在广东省委几位负责人的建议和推动下,中央批准建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区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和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打破了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锢,大胆将“资本主义”引进了特区。结果在1980-1985短短5年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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