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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

更新时间:2018-11-12 13:45:17
作者: 乐黛云 (进入专栏)  
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想听一点儿新的东西,学生很兴奋很激动,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学生有的也没有地方住,一两百人来听两三天课,基本就住在人家屋檐底下,非常艰苦。来到这里白天听讲,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吃饭,那里也没有什么食堂,就这么艰苦但他们在那儿却很认真地听讲,很认真地记笔记。上午、下午上课,晚上就可以和老师交流、谈谈话、互相联系,他们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们。我特别记得有个学生从相当远的地方来,背了个背包拿了把南方特有的那种油纸伞,他说南方那边雨多。总之,我记得和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态度也很真诚。

   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渴望学习,而且都渴望为社会和国家想做点儿事情。我们就是这样,都是想做点儿事情,希望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当时的想法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那批年轻人特别想学习,特别想充实自己,觉得不应该那么混日子。


全民文化诉求


   现在大家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了,都是自己能够赚点钱,玩的高高兴兴就可以。我们当时很忙,中国文化书院都是我们的业余活动,我们团结了李中华、王守常他们这些中青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除了自己系里的课程几乎全部时间都搁在这里头了。文化书院初期用函授的方式来团结大家学文化,后来学校的课程也紧张了,听的人也没时间了,后来也没有再组织太多的活动了,面授组织了几次也停了。再后来慢慢大家都开始有正规的路就走正规的路了,走正规的学校教育了。那时候除了办函授大学出教材,我们那时候出了一套13本都是中西比较研究的教材,还出了一套中国神州文化丛书,这套丛书是普及性的,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大概五六十页的书,写的人有我、汤一介、孟华等,总的名字叫神州文化丛书,出了100多本。从另一方面看,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文化书院函授、面授、招生和出版。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钱,靠着大家出学费才办成了很多文化事业:上文化书院一个人交100块钱,所以我们1万多人就有100多万,各种印刷、面授、出教材、出报纸的费用都是靠这些钱。文化也在这些意义上才能广泛传播。但当时谁也没有想自己赚点米,搂点钱,大家都不要钱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

   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让中国没有钱正规上学的人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二者的比较研究,能够有一个全球的视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视野,要不然他们的视野就太狭窄和狭隘了。当时主要还是有这样一个让全民接受文化,向全民普及文化的情怀。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没有机会使全民拓展文化视野这件事情变得可能,而那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努力一些,也将会在之后获得更多传播文化的能力和机会。所以有这种抱负和胸怀是最重要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想为大家做点儿事,我能做的就是给大家讲点儿文化知识,传播中国、外国的文化,希望打开大家的视野不要光看见中国,也要看到外国的进展、历史、文化。

   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你看现在还有人讲起来很自豪,他们讲起来也很感动,为青春或者中青春的时候能有那么一段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的过程而自豪、激动,有种不惘青春的感觉。那时候我们也比较自豪的是不收钱,不图回报地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出了一份力。我们讲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球化的进展,我们扩展了大家的视野。


我与老汤的文化互动


   我跟老汤一直就有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八十年代出国回来以后这种愿望更强了。我是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又在伯克利大学待了两年。汤先生他在哈佛待了一年,伯克利也去了,跟我在一起,没有专门去讲学,后来是纽约大学请他,纽约宗教研究所请他一年,所以后来我们并不在一起,他在纽约,我在伯克利。但是当时的感觉是,不管在不在一起,心中都有一个文化的目标,那就是讲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国外也学西方也讲中国,也学别人也讲自己,而且老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他中国知识的基础比我丰富得多,当时也很受欢迎,在哈佛讲,在纽约宗教研究所讲。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跟老汤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的事业主要是在这40年展开的,在这个时代真正做起来的,即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国家服务,当然这个效果也是看得见的。在我和老汤之间他支持我比较多,因为有好多古汉语我不懂。我是学现代文学的,有很多地方讲中国文化必须古汉语很精通。那时候我们学过《说文解字》,可我的古汉语基础还不是很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就要请教汤一介。而我会跟他谈很多我所吸收的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视野。我俩讲得最多的还是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我们经常进行讨论,我是不太赞成儒家的,因为我觉得儒家对人性太羁束,什么都要规范、一致、一样,我比较喜欢自由,而且我比较喜欢道家那种潇洒、四处云游的人生状态。老汤他就不是特别喜欢这种,他说那都是幻想的、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我可以用我这一生来做。我们常常讨论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就是讨论人生的归宿到底应该是怎样这些问题。

   我也不是那么自觉的探究“自由”这个问题,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严复讲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思想不是把民主作为主要的东西,民主是一种手段拿来用的,可是你用它干什么呢?追求自由,追求人个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他认为是最主要的中国追求,这跟西方把民主看为一切,民主就是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他这两句话印象特别深,也觉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不需要追求太民主的什么东西,选举、选票什么的,这些我一直是不看中的,但自由是我的灵魂,我一向看中自由思考。严复《天演论》写了这些,我写的《北大校长和中国文化》一文也特别强调严复他讲的这个自由精神。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严复讲的一样说了就做,你光说让别人做是不行的。我教书是这样,教学生也是这样,带研究生也是这样。我对学生也是从来不限制,当然这一点人家对我也颇有非议,觉得太不规范了,可是我觉得太规范就没有学问了。


谈点儿对年轻人的期许


   我一直强调文学对“人文精神”的承担。我一直把它延伸为新人文主义,我强调新人文主义,因为我觉得新人文主义就是要让人的思想和意识、追求的东西不断地更新,按照人的要求来更新,而不是先听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者是概念再来更新,我觉得按人的当下需要来更新这样的更新才是自由的。我觉得思想的自由对我和对青年一代来说都太重要了。这也是我理解的北大精神,不知道你们看过北大的日刊没有,当时每天出一张的北大报纸。《北大日刊》里头讲到的什么活动、什么通知,那都是让大家做平民教育;哪天有什么夜班都是为了给平民、工人、周围的农民补课,甚至于教他们认字,普及文化知识。当时天天都有这样的活动,这也是北大的传统,而且也不影响正课,都是利用晚上补习,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人这样做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给他们给年轻的工人农民补习呢?因为我们觉得必须把中国整个人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才有希望,要不然老是几个知识分子在那儿能做点儿什么呢?光是你一个人好或者光是几个人好没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要尽量帮助别人也好起来,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这样我们的想法跟共产党的思想也非常合拍,所以我那时候一到北京48年就入党了。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之后还重新入党,就是所谓的初心不忘。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我的自尊自强自豪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受人欺负了,而这对遭受了半个多世纪苦难的中国来说非常不容易。

   别人说我是极右派时,我那段日子是很不好过的,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晚点名、早点名,要集合,我都还没有挨过打,有的人要挨打,一路打过去那样的。不过我那段生活过的也还愉快,就是和老乡住在一起,白天晚上都在那里。白天干活什么也不想,晚上回去给老乡挑水、打猪草、收拾屋子,老乡挺喜欢我的。重新回到学校后,我也经历了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才重新站上讲台。回北大以后人家没有直接让我教书,回来以后我都是做的抄抄写写、刻蜡板的工作,要印讲义,刻在蜡纸上油印,都是人家写好了我去刻了给人家发,人家讲古诗我给人家找各种各样的注释,帮助人家做成讲义。

   后来中文系招了一批留学生,我在农村放猪的时候拿那么小的英语字典一边做活一边看看,因而有些基础。虽然我英语说的不是很好,但是有很多词汇量,所以可以跟留学生讲几句交流,这样就让我去管留学生,当时谁都不愿意管留学生,因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你话讲错了,人家给你反映一句你就会遭殃,非常可怕,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中文系没人可找了就找了我。我因此英语被提高了,而且认识了很多国外的留学生。之后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回到自己国家有的成了很有名的学者。舒衡哲就是其中一个,我跟她很要好,后来推荐我去哈佛的好像就是她。

   我从国外回到北大中文系后,就想建立一个中国的学术团体,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有自己的实践。我们要沿着这个路走可以很好,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理论,有我们的创造,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五六个、六七个人在那儿研究一些理论,发挥一些中国的思想,我回国以后就是想那么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总之,我们从来都没有唯西方论,也没有盲目自大,就是希望走比较的道路来清晰地看清楚我们自己和他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很多西方的理论都涌进来了,但我们接触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注重中国文化这个方面的,我们一直在想我拿它来做什么,是要用它来解决哪个问题,解释哪个问题。

   对于现在的文化氛围,我非常忧虑,我觉得大家不要崇拜什么明星,不要成天去打游戏,这些把整个中国一代都给毁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想什么呢?好一点儿的想出去旅游还可以长知识,差一点儿的一天什么都不想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成天玩游戏,看电脑、电视,而不去想今天活一天我干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生命都消耗掉了。我特别希望这种氛围能有所改进,可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大家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变得更好一点儿。前几年有国外的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我,那些孩子也没有理想,也没有想要做什么的愿望,也都是糊里糊涂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想吃吃喝喝,不要只顾好吃的、好玩的、旅游而没有什么太多别的追求。当然对精神上的追求我也不能说他们都没有,但是大部分人是真的没有。回想我们当年,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中青年真的可以一起努力做些事情来改变现状,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三五人一起做一些对社会民族的理想有意义的事情。改革开放这40年应该更好地开花结果,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上,我们今天回首它,期待的是拥有一些面向未来的力量和经验。而这个经验的根本就是理想、热情和为社会做一点儿事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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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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