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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一)

更新时间:2018-11-12 10:55:30
作者: 贺照田  
因为他意在激起读者对其时看起来光鲜、现代的台湾跨国资本、跨国企业“怵然的反省”。而从当时评论的反应看,陈映真也确实达到了他激起“怵然的反省”的目的。相比,最早写成的《贺大哥》,虽然和《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主题不同,但小说中贺大哥的越战经历有助于推进在此前保卫钓鱼岛运动中已经开启的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一面的认识,其有关得以使越战发生的美国的状态,美国精神治疗等机构对待贺大哥精神、心理创伤的方式等等,也都有助于开启对总是以自由、民主、现代形象示人的美国的“怵然的反省”。其结尾处看起来顺带,其实极为精心地代表其时国民党政权某一内在心理、观念面向的刘先生的一席话,也会促进读者对看起来已有一定改变的蒋介石大陆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到陈映真1979年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之前,一方面是他原有的中国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保持,和在新的现实下如何进行有助于通向自己所设定目标的建设性工作的富有成效的摸索;一方面是在保钓风潮等带动下,台湾虽仍处于对反共、防共过敏的戒严体制,而在思想上,却不论是帝国主义批判、第三世界论述,还是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关怀旗帜下所开展的现实批判意识很强的乡土文学论,都有公开并有影响地开展;在实践上,也出现了以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为主体的各种关怀社会、服务社会的运动。也就是,当时虽不能直接公开绍介、阐扬陈映真心仪、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但确实已有了比60年代多得多的使读者产生“旷然的寂寞和怵然的反省”之感的工作氛围与空间,而且现实上也有越来越多可能接受这些刺激的人群。

   所以,当1979年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问题摊开在陈映真眼前时,可想他所受的打击多么沉重。因为这打击不只意味着他热烈关切的中国大陆道路本身的挫折,还意味着他自以为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的,对他具有基点性的理想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内涵的理想赋予,对他所特别看重的生活、生命意义感如何获得与建设实质而非形式的公正、正义、民主道路的取得,等等这些先前鼓舞着他的新世界热烈想象的以为一起找到了解决之道的基点,都遭遇了危机。而且打击降临的时刻,正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鼓舞下,以为初步找到了为这条道路在台湾的实现可以作出自己贡献的时刻。

   1979年底,在和友人谈到自己所遭受的打击时,他尽量用克制、叙述的语言说:

   近一年来,大陆的资讯,空前大量地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报纸、杂志上。不只是文字,照片,更有活动的影像。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然而,我终于觉得不对头。使巴金的萧珊受到那样待遇的共产党,和我读史诺《中国的红星》里的共产党,怎么也不对头……。这半年来,我一直处在慢性的思想苦闷里头。

   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他不可能每次都克制住强烈受挫后的情绪。比如,在写于1979年11月1日的,为他将要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作的序《颠踬而困乏的脚踪》中,他便直指先前为他所衷心信仰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为“腐化和堕落了的革命”。他这样写到: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作家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近百年来,在中国,有许多作家曾以孤单的身影,面对从不知以暴力为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过勇敢而坚毅的抗争;也曾为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过美好而充满应许的歌曲。然而,曾几何时,他们也以更其孤单的身影,在腐化和堕落了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备尝更其残酷、更其无耻的损害和侮辱。

   显然,“文革”后大陆所揭露出的问题让陈映真看到,其时大陆作家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超过了他先前一向卑视的国民党政权在三四十年代所强加给作家的侮辱与损害。

   无疑,在国民党拼命宣传中国大陆这些问题,用之巩固和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时,陈映真还控制不住作这么尖锐的指斥(陈明确说过:“详细描写这幻灭与反省,对于我的政治处境是有利的。但恰好是因为这样,我却特别不愿去谈它。”而这也让我们理解他当时为何在如此复杂的心情下,仍极力避免在公开刊布的文字中直接批判性点中共的名),固然因为揭露出来的事实本身使他震惊,应该也和他高度信仰的中国社会主义在这震惊中突然跌落,使他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事实相关。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曾几何时,那一度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

   我们可以想象,斯时陈映真心里肯定一直翻腾着,他后来通过小说《山路》里的人物蔡千惠,写给当年因参加台湾共产革命而被系狱三十多年才被释放的恋人黄贞柏的信所提出的,那个后来被许多论说所反复称引的大哉问:“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问题对陈映真是多么残酷和痛苦。即使在写于《山路》完成十年以后的《后街》中,当陈回忆到1970年他在台东泰源监狱遇见“百数十名在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所带给他的激动与感动,他不自觉地使用了叙述时少有的高昂语调。他写道: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覆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五○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而现在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所投身的革命本身出了巨大问题,真的就意味着他们因义就死、因义被囚,因此便变成实质无价值、无意义的虚空吗?

   不仅陈映真当年狱中所熟悉的投身台湾共产运动的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的因义就死、因义被囚,有这是否只是历史错误所导致的一场自以为义、实质虚空问题,比台湾共产运动参与规模大得多、牺牲也大得多的中国大陆共产革命,不也同样有这“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因义就死、因义被囚、因义奉献是否也只是一场自以为义、实质错误的问题吗?

   陈映真虽然没有遭到他笔下写到的那逝去的风火雷电的一代人所遭受的生死考验,但他借蔡千惠写给黄贞柏信讲的,“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秘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却一定包含着他在6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后的孤寂中,在他系狱7年的种种煎熬中,想象中国共产革命的赤旗飘扬在台湾上空所带给他的力量与感动。

   而且在70年代陈映真的意识中,这赤旗飘扬在台湾上空不再只是没有可能的想象。如他所述:

   七○年,他即使在台东山区的泰源监狱,也能从中央日报看见“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风潮在岛内外激动地展开。他更从在狱中订购、由他日夜怀念的文友所创办的《文季》季刊、从《中外文学》中,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做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猛烈批判。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泛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文学观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

   要知道,这里的“星星之火”,是陈映真从毛泽东有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移用过来的,最扼要表达着狱中陈映真对台湾中国共产革命再起来可能性的热烈期望。而1975年陈映真出狱后,他更清楚了解到台湾在他所期待的方向上,和他入狱前相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对此,他概括写道:

   一九七五年,他因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减刑而提早三年获释。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家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他于是知道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的社会意识萌芽发展。高信疆主持的时报“人间”副刊在世俗水平上不断地激起新的知识和文化的涟漪。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对深蕴于民间的强力审美发出了惊叹。“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踊的语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

   而接下来陈映真深度参与的左翼杂志《夏潮》,带来了一时代思想和文化目光的乡土文学论战及其胜利,社会意识在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更广泛、深入地觉醒,这都让陈映真感觉,台湾离共产革命的赤旗飘扬在其上空这一目标比狱中更进了一步。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更清楚体会到,陈映真事后很少谈及的中国社会主义出了重大问题所带给他的冲击与痛苦,是核心性的、根本性的。而且如此核心性、根本性的强烈冲击,所摇撼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和观念,还有他的精神、情感和心理!


二、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与陈映真民主理解、民族主义理解的重构


为什么“文革”后,这一曾被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很多重大问题被揭露出来?为什么这一导致世界很多曾被中国“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识分子幻灭的事件,却没导致陈映真出现在这些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常见的脱队、转向,乃至颓废、虚无,乃至变为其所卑视的“夸夸然议论着自己的幻灭和对于使自己幻灭的事物痛加责备,且洋洋然以为前进”的庞然队列中呢?如此,并不是陈映真没有经历痛苦的“幻灭和反省的过程”,恰恰相反,由于陈映真不是一般地一时地把中国社会主义当成真理,而是在十余年中都视之为“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仅以之作为自己世界观、思想的根本凭依,甚至还内在、根本地决定他精神、情感和工作的核心关切感觉,而这些必然使1979年陈映真所经历的曾经长时间“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冲击和因之引发出的幻灭感,带给他大大超过很多受中国“文革”吸引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折磨和痛苦。陈映真没有因之或转向(通过快速承认自己的问题,快速转向过去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成套逻辑,来解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挫折这一左翼历史大事件带来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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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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