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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与“一带一路”倡议

更新时间:2018-11-12 08:47:12
作者: 滕建群  
认为近期伊朗和朝鲜只是直接现实的威胁,从长远看,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俄罗斯的复兴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特朗普政府正进行冷战结束后最大一次战略重心调整。美国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个领域围堵欧亚大陆上的两个大国。就目前说,特朗普能否完成战略重心转移,不单取决于他们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要看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向俄罗斯和中国发起挑战。

   (二)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说”

   斯皮克曼指出,现代航海与通信技术下,海洋不是屏障,还是高速公路。因此,美国不能孤立,一定要介入欧亚维持权力平衡。“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斯皮克曼认为,要避免完全消灭德国或日本,因为在欧洲,“从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俄国不会比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国更好”。而在亚洲也要避免完全消灭日本。俄罗斯是欧亚大陆最大强权,中国则是东亚的强权。德国要靠法国与东欧(包括俄国)平衡,而英美则必须维持欧亚大陆的海上与空中接点。而欧洲、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将是战后战略意义最高的地区。而美国必须确保这些区域之中不会出现强权。因为斯氏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预测,认为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到时美国不得不与日本联手维持亚洲力量平衡。

   斯皮克曼写道:“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必须被视作是位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一片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起冲突时,这片区域能够成为一片巨大的缓冲地带。面对这片区域必须能从海陆两方面保卫自己并发挥作用。过去它不得不与大陆心脏地缘上的陆上势力以及像英国和日本这些离岸岛屿的海上势力作斗争。所以,这片边缘地带的水陆两面性是其安全的基础。”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为西方国家发起对欧亚大陆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提供了理论。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还有其他遏制政策的发起者都从斯皮克曼处借鉴了许多思想。

   冷战后,美国提出“由海向陆”战略,要旨是:随着苏联海军的消失,美国海军大洋交战并控制公海的任务转变为控制沿海区域。边缘地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防守薄弱。美国海军一方面要控制滨海区域,另一方面还必须具备有从海上向陆进投送力量的能力。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和盟国均利用了海上的优势,对陆地目标发动打击,达成战略目的。继“由海向陆”之后,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作战概念,把海洋和陆地交界处作为美国未来的主战场,要旨同样是加强对沿海区域的掌控。2015年1月,美国参联会联合参谋部主任、空军中将大卫·高德弗恩签署备忘录,把“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共区域介入和机会作战”概念,但是美国并没有离开在海陆交界处的控制与争夺。


四、“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学说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东盟,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走进世界的视野,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也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其精神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生机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倡议指的是两条有形道路,还是一种合作精神,各国自愿参加,在这两条路上共同努力,分享各自成果,谋求共同发展。基本内涵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贯穿欧洲、亚洲和非洲。一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头是欧洲发达国家群,中间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封闭的,而是包容和开放的;建设过程中,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合唱。5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说:“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是历史性的一个记忆。当年的‘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到中国,而现在(丝绸之路)又回来了。”


五、三种地缘政治学说不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提并论


   表面看,“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三种传统地缘政治学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漫长海上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麦金德描述的心脏地带。把“一带一路”倡议和三种地缘政治学说放在历史和现实经纬度中考察,我们会发现,美国精英所做出的推论不符合历史轨迹、现实逻辑和未来趋势。我们从时代背景、技术发展等领域进行探讨。

   (一)地缘学说有明显的时空烙印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国家决策和国际关系带来影响,必然是时代的具体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围绕海洋、陆地及海陆交界处争夺,成为地缘政治学家的关注重点。15世纪末期,大航海时代开启,地缘政治学说讨论的范畴得以拓展到海洋。进入17世纪,国际贸易和海洋航行、公海自由理论由此产生。进入19世纪末,列强装备枪炮,为争夺地缘优势,国家不惜动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地缘政治学说兴起,很大程度上与交战国瓜分势力范围有关。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苏联各建起军事同盟,对抗的区域从陆地、海洋延伸到了外太空,出现“高边疆理论”。

   地缘政治学说的产生及扩展无不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工业革命前,国家的国力源于辽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建立强大军队,通过攻城掠地和征服更多人口来获得战略性区域。陆权论的产生背景有浓厚的农业革命写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多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均有争夺陆地主导权的意味。

   工业革命后,资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远远超出国家的区域范围,资本积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来源,其本性带有浓厚的扩张性,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商业巨头们把目光放在世界,加之航海业发展,远涉重洋进行贸易,成为强国必然争夺的新空间。强国通过掌控海权以征服更多殖民地,获取市场和资源。在此背景下,保持对海洋通道的控制就成了列强必争之地,以此来巩固和扩大各自海外殖民地和拒绝其他列强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料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确定了地缘政治的界限。战后的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要解放和国家要独立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加之核导武器的问世,大国决策者不敢轻易地诉诸武力解决纷争夺。这一时期,三种地缘学说退出舞台中心,冷战成为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进程加快。时代远远超出单一“地理+政治权力”的交汇,相互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把各国捆绑到了一起。英国学者指出:“地缘政治学表现为一种新的意识……旧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侧重于分析领土的某一部分,国家注意对其最大利益的专心追求,即使这些会导致对抗和战争,而通常它们的确会如此。它常见的主题是空间、权力和两者间的关系。”“新的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则是全球性的。它的根本主张在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是孤立的和脱离其更广阔的背景的。”

   传统地缘学说的缺陷在于以某一空间为基本点,从最初的海权和陆权,再到后来的边缘地带学说,都明显地带有时空限制。在看20世纪的地缘学说时,很多时候,理论家的总结成为国家追求成为帝国、进行殖民掠夺和扩张侵略,甚至战争服务的理论基础。与传统地缘学说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具有时代特点:它不以追求对某一地域的控制为出发点,而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说,中国既没有战略意图,也没有如此能力来控制海洋、陆地和海陆交界处。

   (二)技术进步催生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

   科学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从不同侧面催生出地缘政治学说。新科学技术引起生产方式变化,带来产业革命、国际分工、资本流动、资源和市场配置等,这也促使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为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和实践空间。

   19世纪后期,美国率先发起以电力、钢铁、交通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随后迅速扩展到欧洲。这次全球性技术革命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形成垄断和金融寡头,形成国家利益集团,它们对海外市场的需要左右国家机器的运转,确保对海洋的控制就不言而喻地摆在国家决策者面前。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国家之间交往的密度和频率空前加强,相互依赖性大幅度提高,那种只主张控制某一区域的地缘政治学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技术创新拓展人类活动空间,不同空间的权力含义增加。三种地缘政治学说有技术进步色彩。继风帆船之后,人类进入了蒸气动力时代,马汉的海权学说正是人类运用海洋运输技术、利用海洋谋求国家权力的的写照。20世纪初,铁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海权的优势,尤其是内燃机车和现代化公路网建设,让地面的机动性超过了海洋,从此广阔的欧亚大陆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就成为重要的竞争场。麦金德由此认为,一度曾经有利于海上实力的技术在20世纪初开始转向了有利于陆上实力,提出了“心脏地带”理论。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在海洋、陆地、空中的活动呈现出融为一体的特性,而繁荣国家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这一区域就是斯皮克曼所描述的“陆地边缘地带”

   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更加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建墙把大家侵害开来的体系,转入一个建立万维网,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系。”人类正向新空间迈进——网络空间,地缘政治也呈现出全球网络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通讯设施、数据库、有线电视,这一切让对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和动作进入了新的空间。这一空间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和国外的严格限制。任何国家在确立自己的内政和外交时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空间,只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一个开放互利的合作模式必须取代旧有的资本、市场和原料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必须把本国的地缘政治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国只有获得其他国家认可的国家利益,并通过相关的国际机制加以安排从而保证这些利益能够得以巩固和发展。全球化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必须获取共同承认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单维的陆地、海洋或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晶。它提倡的“五通”都需要有当代技术提供支撑,反过来,“五通”也必然会促进技术的升级和进步。


六、“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时代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绝对不是三种传统地缘政治学说的融合,在为中国称霸世界提供理论服务,它更不是简单的陆权和海权或者边缘地带理论的实践。

   第一,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政治多极化使任何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唯我独尊,单打独斗。经济全球化让各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环环相扣、相得益彰,国家间的经济生活相互依存度空前。社会信息化让资源、资本、人才、信息、市场配置加速演化,闭关自守只能是与世界脱离。文化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增彩,一枝独秀难以长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第二,它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第三,它提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姿态。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频繁退群,表现出狭隘的单边主义倾向,发起的贸易战更令国际社会感到寒意。在这样背景下,诸如“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就显得尤其重要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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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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