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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安乐哲: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向——作为全球性论域的“精神人文主义”

更新时间:2018-11-11 23:16:51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安乐哲  
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出现并使用。尽管当他们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的时候, 借用的是中国经典文化中的相关词汇, 但其实它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东亚西方化的概念。所以有学者不支持用西方的概念结构来理解中国的哲学,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就等于把中国及东亚西方化了。再举一例, 儒学在西方的翻译是Confucianism, 这个英文听起来有点类似激进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这种词汇的感觉。可是儒学并不是一个教义性的学说, 儒学是传统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优良文化的传承与提倡。比如, 若一个儒者回到商朝的话, 他就要接受以前的文化, 同时还要面对所处时代的一些问题而对文化进行更新, 另外还要再把这个文化传授给后代。所以, 儒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主义, 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对本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的责任。

   因此, 如果在当下我们仍认为应对儒学有了解、有兴趣, 并且认为儒学在未来仍有希望的话, 我们就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儒学对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应作出怎样的贡献?通过回看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融合性的、包容性的传统, 并不是排他的。因此, 我们在今日仍需要好好学习这个传统。

   刚才杜维明教授提到“精神人文主义”, 他特别强调“敬畏”这个维度。的确, 儒学不是宗教, 但是它又有宗教性, 它和宗教感其实是联结得很紧密的。在西方人看来, 中国人每年春节的时候, 都要坐火车回家与家人团聚, 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对具有儒学传统的中国人来说, 这其实是非常有宗教感的一种行为, 是用宗教外的一种方式把大家联结在一起。所以, 我们还应该学习传统中国表达宗教感的智慧。因为在西方和“人”相对的God概念, 在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传统中国也能产生浓厚的宗教感。20世纪的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说过, 中国智慧不需要God概念。God既是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逻辑起点, 也是道德生活中的根本原则。可以说, 它在西方是一个绝对至上而影响无处不在的概念, 但是, 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因此当传教士把中国的传统跟西方的传统相结合的时候, 第一步就通过中国的“天”的概念来联结西方的God概念。

   在我看来, 中国之所以不需要God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孝道”概念。孝道是与家庭观关联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 并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家庭问题, 因为它仅仅是一个作为组织化的概念而已。但在中国, 人们在人家、大家、国家等观念上的讨论非常丰富。所以,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儒学角色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西方伦理学是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发展出来的, 而儒学可以对伦理学产生一些新的贡献。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 我认为, “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是一个政策, 更是一个思想。当下的一些中国政治哲学家都在谈论“天下”概念, 他们认为“天下”概念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性的概念。而在英语世界看来, 它更指向相互关系的加强。所以, 我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面向政治与经济的, 同时也是面向文化的, 那样的话, 我们将可以期待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

   刘笑敢:安乐哲教授从一个特殊的方法论角度, 为我们讲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现状与遭遇的问题, 启发我们探究如何拓展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国际视野。

   倪培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刚才聆听了杜维明教授和安乐哲教授的演讲, 我觉得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1) 他们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放到历史和全球的时空坐标上来看; (2) 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能够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个问题上; (3) 他们都认为这种贡献并不局限于哲学, 而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 乃至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

   这三个共同点, 体现了时代的转折。大家知道, 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阶段, 在很长时间内, 人们一直在纠结着、讨论着中国哲学有没有合法性。现在这个问题本身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天我们谈的不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这个概念底下讨一个合法定位的状况, 而是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世界文化之立法的一个参与者。从合法性到立法则这样一个转折, 表明中国已经在积极地考虑如何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了。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以西方的概念来看待中国的哲学思想, 甚至是以西方所提出的问题来定义我们的学术思想的话, 那么在今天, 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要有“以中释中”的气魄和勇气, 而且不只是“以中释中”, 还要“以中释西”。的确, 在未来时代, 非常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来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西方学术所面临的问题, 并帮助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克服它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会得到其新生命的展现和提升。

   杜维明教授强调的“精神人文主义”, 有着非常明确的时代背景之考虑。我们知道, 自近代以来, 这个世界一直由世俗的人文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当下, 我们看到了很多宗教的反弹, 这是对精神性的一种渴求, 但是有些反弹走向了极端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建立人类的精神世界呢?在这一点上, 安乐哲教授也有同感, 他认为我们要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联合体。不过这两位教授有一个微妙的区别:杜教授更多强调东、西方的共同点, 并强调人要有一个超越性的层面;安乐哲教授则强调中、西的区别, 同时他更强调内在性, 而不主张建立一种超越性。

   安乐哲教授还提到了中、西之间的不对称现象, 我对此深有体会,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怎样面对它呢?我认为, 我们现在既要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哲学, 同时也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去帮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价值。只有让中国文化充分参与到整个世界文化的构建当中, 才能发挥出它的生命力。

   刘笑敢:从各种表现看, 现在是“儒学热”的时期。在这一时刻, 杜维明教授反而提出“儒家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儒家知识分子应该有自我批判的精神”, 就此点而言, 我觉得这在今天儒学的热潮中, 无疑是空谷足音。我的问题是,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 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中国人很难说自己与儒家没有关系。即使是激进反传统、激烈批评社会现实的新文化运动的那批人, 他们其实也难挣脱儒学的背景。由此我有一种思考, 即:当下的儒学热究竟是一个高潮还是一个常态?批判儒家曾经达到一个高潮, 现在弘扬儒家又到了一个高潮, 如果是高潮的话就一定会有低潮, 那么高潮中有没有问题?高潮过后儒学又会面临怎样的情形?

   安乐哲教授讲到实用主义, 这曾经是一个贬义词。“实用”这个词语的确不好, 所以胡适教授说过应该用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来翻译。到底怎么翻译, 确实是一个问题。而我想请教安乐哲教授, 您是否想通过提倡社群主义、过程哲学、实用主义来代替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康德哲学的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何以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呢?另外, 您在西方世界提倡中国文化和儒学, 这十分令人敬佩;我想问的是, 以您的观察, 中国文化和儒学在美国的接受程度和未来的趋向如何?

   杜维明:我先回应倪培民教授的评论。我现在考虑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时, 完全没有合法性方面的忧虑, 理由非常简单:世界哲学大会于2018年就要在中国召开, 而这代表的一个事实就是, 中国哲学已经为世界范围的哲学家所认可。我想进一步指出, 哲学本身并不是可以由一种文明所独享的, 因为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对智慧的追求、对精神性的强烈向往、对终极的追问。所以它是诸多文明都具有的;而且从近代以来, 它更是从区域进入了全球。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的问题不是“登不登场”的问题, 而是“如何登场”的问题。但在登场的同时, 中国哲学界需要反思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如到底什么是中国、现代中国应走向何方。对这些问题不进行哲学反思, 我们的中国哲学就会缺乏生命力。

   儒教中国已经成为历史现象, 其原因是文化认同的丧失。如梁启超既在感情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 同时在理智上又有对西化的选择和接受。所以对于中国的传统, 我们在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 应当有一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气度。当前中国哲学界、思想界的好氛围是, 认同这种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也愿意把时间、精力放在这里。对于儒学来说, 当前时代给予了儒学复兴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那么我们该怎么掌握呢?这是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者的非常严肃的考验, 也是我们无可推脱的责任。我认为, 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从事儒学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与批判, 因为只有对儒学的自我反省越来越深厚, 才越可能开掘出它最深刻的智慧。

   安乐哲:我想讲一个例子来回应刘笑敢教授的问题。2014年, 我们在夏威夷创建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作为创会者之一, 我的立场是, 儒学有它独特的思想贡献, 它应该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哲学中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 儒学思想是应当国际化的。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批评性的、进步性的儒学, 而不要昨天的、僵化的儒学, 因为儒学应是现代的、活的儒学。

   关于实用主义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 把它称作实验主义。而我为什么对儒学、对实验主义有兴趣呢?因为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 产生了对基础主义、本质论、客观主义的强烈批评, 这提醒我们, 西方哲学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由此, 儒学和实验主义对“人”的理解就非常重要。它们认为:个体式的人是虚构的, 即所谓的“个体”是不真实的, 而我们的生命不仅是生物性的, 更是关系性的。这一理解对构建未来的世界哲学非常有价值。

  

三儒道互补与中国哲学创新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 儒学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后, 又“一阳来复”, 再度呈现复兴之势。当儒学处于低潮时, 我们敬佩那些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人, 如梁漱溟先生, 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儒者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那么在今天儒学研究处于高潮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同意杜维明教授的看法, 儒学首先应自我反省和批判, 重新确立自己的根基, 这样才可能真正获得新生。

   儒学的反省和批判可以有多种方式,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儒道对话。通过与道家的对话, 儒家可以完成自我反省和理论重建。最近几年, 我经常讲:一部中国哲学史要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讲起。孔子何所问?老子何所答?这是理解中国哲学的关键。读懂了孔、老对话, 也就读懂了中国哲学。然而遗憾的是, 司马迁对这场重要对话的记载并不让人满意, 即无法深入到两位哲人的思想深处。不过我想,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孔子、老子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张, 来重建或者再现孔、老之间的对话。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义, 道家的核心概念是自然。仁义如何理解?孔子的仁既指“成己”, 也指“爱人”, 即通过成己达到爱人。从消极方面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说,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虽是儒学的基本义理, 但推敲起来仍有不少问题:这里的“己”是个体之“己”, 还是普遍之“己”?如果是普遍之“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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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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