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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

更新时间:2018-11-08 15:37:22
作者: 周平  
二、族群政治理论传入中国及其演变


   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迥异于西方,社会价值观尤其是权利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也不具备欧美国家尤其是北美族际关系环境,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仍然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绝非偶然。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政权后,国家就以王朝的形式存在,形成了独特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并没有内生地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也没有形成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

   梁启超于19世纪末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后,创制了“中华民族”与“国内诸族”两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促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现代民族[19]。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是中华民族的构建,为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造就了主体,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并最终建立了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使历史文化性质的多种族类群体成为了56个民族。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但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逐渐形成。这样的理论和政策又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的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同时也塑造了重视少数民族权益的政治文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门逐渐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赫然显现。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以及远远被西方国家甩在后面的落后境地,导致了国人对西方的崇拜。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于一般社会生活领域,也出现于思想领域和知识界。那些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不仅对于西方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十分新颖和富有启发性,对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触及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迷茫、渴望对其做出合理解释的柔软的内心,也促成了一些国人对西方知识、学术和思想的崇拜。在理论资源、学术资源匮乏以及学界和知识分子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缺失的情况下,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便成为时髦。“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20]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知识和思想很容易被不加选择地全盘接收。

   在中国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快速推进,并迅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复杂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也被激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并更加复杂,少数民族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行动日渐凸显。这便催生了对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进行解释的理论需求。在此条件下,引入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并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式来探索中国民族问题之解,就成为了民族问题研究和相关理论回应现实的重要方式。而且,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刚形成完整的体系,对西方社会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校正的功能正在彰显,其所包含的负面影响却尚未显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族群政治研究迅速兴起并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的族群政治研究把西方理论中的“族群”概念转变为了“民族”,而且更多关注族际关系和族际关系的调整,因而常常以“族际政治”来冠名。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调整,总体上是提升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保障和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取向,就是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自然对西方的族群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甚至以欣喜的态度来拥抱它,不仅积极地将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介绍到中国,并主张按照西方族群政治理论来开展族群政治或族际政治研究。按照这样的要求,“族际政治研究把民族作为各种利益载体和单位,承认群体的存在,承认群体的差异,承认个人对群体的认同和归依心理所蕴涵的巨大的社会能量,探讨群体沟通和群体权利保障,把保障民族政治权利提高到与尊重公民政治权利和党派政治权利同等的地位,给予个人政治权利、党派政治权利和民族政治权利同样的尊重关注。”[21]在具体的族际政治研究中,他们不满足于现行政治体制给予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实现“族际政治民主”,使“各民族在政治平等和权利共享的前提下分享国家的公共权力”[22], 并对少数民族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保障概念”[23],“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不能只是限于自治权,还应包括共治权”,从而实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进一步扩展和提升”[24]。

   同时,他们也用差异政治、身份政治的理论来阐述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并提出:“承认并不是政治行为终点。在承认的背后,还需要相应的协调和处理差异的政治行为。这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创造对族裔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对差异的尊重”[25];要求“在承认构成多民族国家的所有民族都是国家权力主体、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针对多民族存在的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制定一套符合多民族社会特殊要求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程序”,并认为这样的“制度性的安排”是对“多数原则基础上的传统民主手段的改造和超越”,须能满足“少数民族由于自我意识的增长而提出的集体权利要求”[26]。从总体上看,主张在中国实行身份政治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的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以及承认和尊重族群权利的要求,还要求调整国家的宪政体制,构建起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机制。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以一种学术化的方式来对待在国内盛行已久的族际政治理论,主张把西方的族群政治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来加以借鉴和利用,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对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做出更为恰当的解释。但是,没有必要照搬西方族群政治理论中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观,也没有必要将体现西方政治权利价值观的权利秩序架构搬到中国,而是要以新的视角来构建中国自己的解释理论[27]。

   上述情形表明,族群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在演变的过程中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杈:一是全面地接受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并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阐述在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要求在中国实行族群政治理论,强化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进而构建维护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机制。而且,他们还常常以少数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表观点或意见,要求对现有的制度按照族群政治或族际政治理论的要求进行改造。从总体上看,“这些学者通常转述西方的理论,而不是直接对理论作出贡献”[28]。 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就是西方族群政治理论的翻版;另一杈是把族群政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研究范式,对中国的族际关系以及其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分析和论述,强调国家的立场和整体利益,要求根据中国的经验以及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智慧,以及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也包括苏联解体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的族际关系,构建了族际政治整合概念并开展相关的研究[29]。前者常常被称为族际政治理论,后者则被称为族际政治整合理论。

   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尤其是在族际关系问题上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西方族群政治来论述少数民族权利差异、提升和维护的问题,既能满足权利意识日渐突出的少数民族的期待并得到他们拥护,也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而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因此,族际政治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

   以西方族群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族际政治理论,也得到了各民族精英的支持,并在民族意识增强以及民族意识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身也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中国族际政治理论的兴起,在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增添了新的因素,从而使中国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首先,在原有的民族政策理论中添加了新的阐释方式,形成了以差异政治理论来论述民族权益的路径,改变了传统的民族问题的认知方式,从而使民族政策理论更加复杂;其次,族际政治理论激发和促进了各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理论化,改变了传统的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现实又反过来影响到现实的民族关系,从而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最后,使民族的精英的思想更加复杂,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论述本民族利益诉求的理论工具。


三、族群政治理论的后果始料未及


   加拿大、美国等国的族际关系原本就十分复杂,人们对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种族主义及其危害有着深刻的记忆。在20世纪5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的影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对种族主义的厌恶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在此背景下,族群政治一系列针对种族主义弊端并凸显族际差异、强调族群权益的理论,很容易就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这些理论在提出的时候虽有理论论证,但表达利益诉求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大多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的。社会大众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接受的。

   由于如此,族群政治的许多理论缺乏严密的论证,显得武断甚至难以自圆其说。金里卡先将文化等同于族群,把“多元文化”的含义变成“多元族群”,实际上是以接受度极高的“文化”概念来对尚不具影响力的“族群”进行包装。在确定了族群的地位和人们族群身份后,多元文化主义“又毫无必要和毫无意义地将少数民族引进到公民领域中”[30],而且不满足于赋予族群特殊的权利(“族群权”),还要把权利转化为权力,要求以“明确规定了某一社群自身可以行使确定的某些权力”来确保其“集体权利”的实现[31]。这样的要求,显然有违政治权力的本质。约翰?罗尔斯(Rawls,J.)就曾指出过:“在终极意义上说,政治权力乃是公共的权力,即是说,它是作为集体性实体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按照规则强加在作为个体和作为联合体成员的公民头上的”[32]。

   要求确立人们的族群身份的玛丽恩?扬,则直接把文化转换为人们的身份背景。很明显,“在这里,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一定模糊性。”[33]而且,他们一方面要求承认人们在公共生活的族群身份,认为“在一个团体划分的社会中,正义需要的是团体的社会平等、相互承认和团体差异的肯定”[34],另一方面又反对公共领域的共识。扬就认为,在一个以团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大众的共识是令人作呕的东西。相反在公共领域中,所需要的是“公开和可介入”,没有社会行为可以被排除在外[35]。

   另外,族群政治理论在要求承认和尊重自己所主张的族群权利的同时,也对其所贬斥的族群的权利进行排斥,他们在美国就“要用主要与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来取代美国主流的安格鲁-新教文化”[36]。有西方学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单文化霸权,因为这一单文化霸权普遍排斥其他种族的文化价值观”[37]。

   族群政治理论更为根本的影响在实践中。从族群政治理论形成至今近40年的西方历史来看,族群政治理论已经导致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

一是消解传统价值。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构建和逐渐完善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在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个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体现“天赋人权”的公民权利观念构成了社会权利的基础。族际政治理论主张的族群身份和族群权利观念,与这样的权利准则相抵触,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具有消解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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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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