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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杰:金庸小说的叙事张力

更新时间:2018-11-06 00:57:19
作者: 宋伟杰  
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17],而身份认同的确立,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的最大隐秘乃是出身汉室的乾隆皇帝,被伪装、被修改并被限定为一个满族后裔,他的汉族身份将永远被否定并被禁止,只能私下题祭墓,修庙建园,偷偷表达对汉族父母的孝心和有限的认同[18],于是,已成汉族中心主义陈词滥调的“华夷之辨”,在异族的最高统治者身上发生了混淆和错乱。《射雕英雄传》中李萍在成吉思汗以性命相要胁时,谆谆教诲郭靖“不可忘本”[19],值此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这个不能忘却的“本”,就是即使遭受外族强权的侵害凌辱,也仍旧不屈不挠的本土文化的“根”,这种对于“本”的执著与对于“根”的固守,一如这种宁死不屈的骨气所凸现的,正是一个拥有确定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人所能展示的尊严。

   即便如此,郭靖的处境和经历也表露了他本人情感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混杂,他仍旧无法抹杀对“苦寒之地”的蒙古塞外所拥有的温情记忆,那是躲进汉族奸臣追杀、与蒙族华筝公主共同成长的体脸,还有少年时代起就与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别的友谊,直到与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时,郭靖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纯粹性,才公然成为个问题。但该问题及其所表露的境遇,最多构成一种痛苦的矛盾,尚不能形成对郭靖本人所承袭的汉族价值观乃至个体生命的真正威胁。相形之下,《天龙八部》里的萧峰所面临的以及所承担的,则惨烈悲壮得多。他所肩负的汉人和契丹人这双重身份的重压,以及对南朝丐帮与大辽国、对契丹生父与汉族养父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处境,使得他最终以个体的生命为代价,熄灭宋辽两国十年的战火,从而“以身饲虎”般地化解了“种族-民族-国家”的冲突,身体力行一种象征性的、富于悲剧色彩的解决途径。

   面对萧峰之死,无论是汉人还是辽人,出于偏狭的民族主义立场,都不能理解萧峰超越“民族-国家”局限,“以天下苍生为念”、“保土安民”的动机和壮举。曾几何时,慕容博欲图联合吐、西夏、大理以及辽国复燃战火,割据中原,不惜以坦然受死成全萧峰的杀母大仇。面对此番境遇,萧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踏上一步,昂然说道:“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人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20]在萧峰的反诘里,宋人和辽人同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再是单纯的对立者或相互仇恨者。边关征戍之苦所殃及的,既有宋人也有辽人。萧峰所禀赋的汉族和契丹族的双重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慈悲襟怀,使他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民族-国家”冲突里,洞察到宋辽双方的苦难与无辜。

   于是金庸所赋予的郭靖、萧峰等人的身份,便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混杂性”(hybridity)[21],这种混杂性以韦小宝最为无与伦比。作为妓女的儿子,他从来不知父亲是谁,这在韦小宝的记忆中成为一种缺失,一片长久的空白。韦小宝是作为一个孤儿,一个被剥夺了父子血脉相承关系的弃儿,一个甘于认可这种被剥离状态的孤零零的个体而存在的。这种父亲一直缺席、父亲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暧昧不明,因而造成儿子的身份模糊不清的状况,既喻示了年轻的子一代与父亲一代似乎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弥合的断裂,又喻示了子一代解决身份危机、达成血缘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将永被搁置。梁启超曾经区分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前者乃“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后者乃“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2],韦春芳这样的妓女所践行的,便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化的“大民族主义”,一种并不狭隘的“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的东方“大民族”意识,或者说,一种广义的黄种人“中心倾向”。她所坚拒的,是种族肤色全然不同的“罗刹鬼、红毛鬼”,是在生理特征方面差别甚大的“异类”。在她的意识表层,她毫不犹豫地将“血系、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质”[23]判然有别于汉族的俄罗斯人指认为敌人;可如果从韦小宝的“民族-国家”身份之谜出发,那么韦春芳面对“汉满蒙回”嫖客来者不拒的“宽容”姿态,却给韦小宝的身份永久罩上一层无法辨识的迷雾,于是,个人纯粹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在韦小宝身上,在《鹿鼎记》这部争议极大的巨著里轰然坍塌,被质疑并被反讽。

   霍米·巴巴在讨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曾颇富洞见地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都带有某种“混杂性”,两者之间充斥着“含混”与对抗,这令二者之间充斥着异质性的、多元化的对抗性空间。[24]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不但存在着外族强势者因为主动研析中土文化而带来的内在思想空间的混杂,以及萧峰、康熙、乾隆、韦小宝式的身份混杂,而且存在着郭靖式的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的不纯粹性,以及张无忌式的对抗异族统治的含混性。

  

被统治者的历史记忆:

健忘、缺失、抑或错乱?


   在身份危机、认同困境之中,金庸小说不仅凸现了异族强势者的外在压制,而且触及了弱势的汉人面对中国文化之承传时所遭遇的问题,其最佳例证见于《鹿鼎记》。韦小宝的“文盲”性质揭示了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汉族被统治者、或者原住民的文化承继问题不一定必然受缚于异族人侵和异族统治,文化健忘症一方面可以是异族统治者或殖民者所致使,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被殖民者自身的惰性所造成。《鹿鼎记》中“韦小宝用错成语,乃是家常便饭,丝毫不以为意”[26],“尧舜禹汤”被他说成“鸟生鱼汤”,“驷马难追”、“完璧归赵”等成语更被韦小宝肆意发挥,窜改原意,相形之下,“鞑子皇帝”反更熟知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现象正如林凌瀚所指出的,成语的道听途说、误记误用,实际上是异族统治下文化遗忘症的具休症候[26],而更为严重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痛史实与教训,竟被韦小宝言差语错地说成“嘉定三赌”,还暗暗嘀咕嘉定人赌术必是了得。

   行至后文,当康熙尚且为自己族人昔日入关之暴行痛定思痛、心存忏悔时,属于受害汉人之后裔的韦小宝却如是劝慰康熙:“当时的确杀得很惨啊。扬州城里到处都是死尸,井里河里还常见到死人骷髅头。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您也没出世,可怪不到咱们头上。”[27]昔人王船山愤于满清异族的残忍以及汉人的懦弱与臣服,曾经激烈言辞,认为对于此等夷狄“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28],然而世易时移,韦小宝当下所收到的实惠,使他已然忘却、或者根本不曾记住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惨痛历史记忆,这种自我遗忘或者自我完成的记忆缺失,所达成的正是具有忘本意味的臣服。

   然而韦小宝所患的又并非完全彻底的记忆缺失,他深深浸淫于传统的戏文与说书世界并乐此不疲。

   韦小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豪气义气、其价值观念的塑造成形,说书作为建构记忆的一种艺术载体实在功不可没。韦小宝的机智谋略大多来自戏文说书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对俄之战他胡乱拼凑、滑稽模仿式地使出“七擒七纵”、“诸葛亮火烧盘蛇谷”(他活学活用成“韦小宝尿射鹿鼎山”)、“周瑜群英会戏蒋干”等妙招,大败罗刹国人,亦得益于说书场上的旁听之功。细究韦小宝个人记忆的成因,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所展现的朝廷与江湖之间的说书世界,曾使得“多少社稷兴亡、国仇家恨、身后荣辱的历史经验和冲动因而得以延续播散”[29]。

   说书行为,或者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者”[30],整合并升华着听众的历史记忆与当下沉重的体验,从而使被异族所奴役的人们在快意聆听之际,抵制着可能患有的忧郁症、历史健忘症和本土记忆缺失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一针见血地指出,“认同…无法被回忆,(它)必须被叙述出来”[31]这就是说,认同是由某种叙事和言语建构而成的。换言之,个人的、集体的、民族的和国家的认同,恰恰是被历史、文化构造出来的产物。所谓的“民族英雄”是靠(官方)历史的书写、乃至民间文化的口口相传塑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意识形态的强权、民间大众的渴望所修改和遮蔽。历史感本来支离破碎的韦小宝却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一份听书的记忆,这位扬州茶坊中的理想听众更是将《大明英烈传》听了个滚瓜烂熟,而且在草莽英雄茅十八面前反过来充当了说书先生的角色,说到明太祖爱将沐英平定云南一事,虽然有信口雌黄之嫌,但也还唾液横飞,有声有色,令本已赤胆忠心的草莽英雄茅十八更是热血沸腾,倍增对前朝英烈的仰慕之情。

   然而在韦小宝这里,沉痛的国仇家恨并不是切肤之痛的历史记忆,而褪变成他肆意发挥的远古传奇,韦氏的慷慨激昂、熟极而流,并不能增强他本人的历史感受力,以及对自身亡国奴处境的清晰体察,他把沐英这位前朝猛将视为“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来保太祖皇帝驾的,岂同凡人?”[32],便是一个极富深意的例证。将前朝英雄神话化、非历史化,意味着将内心记忆模糊化。于是在异族统治的情境里,被压抑的个体既有所回忆,又时时遗忘,记忆的清单混杂如斯,这正是弱势者历史记忆错乱的一种症候。

  

   注  释

   [1]“编织情节”(emplotment)为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术语,指的是“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见于其《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译,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2]金庸,《射雕英雄传》(四),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394页,后文所引皆据三联版本,不再一一标出。

   [3]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转引自全庸在《碧血剑)书后所附(袁崇焕评传》,第826页。

   [4]《射雕英雄传》(三),第1046页。

   [5]《神雕侠侣》( 四 ) , 第 1 4 9 2 页 。

   [6]有关男女性别的差异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讨论,请参见Andrew Parker,Mary Russo,Doria Sommer,and Partricia Yaeger(eds.). Nationalisms&Sexual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ledge,1992.金庸的好友项庄(董千里)叶于赵敏的行为颇有微词,参见其《金庸小说评弹》,香港:明窗出版杜,1995年。

   [7] (碧血剑》(下),第468、469页。

   [8]《鹿鼎记》(五),第1952页。

   [9]《鹿鼎记》(五),第1968-9页。

   [10]柳诒徽编著,《中国文化史》(上),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11] (碧血剑》(下),第469页。

   [12]曾国藩,《清先正事略序》,转引自柳诒徽,《中国文化史》(下),第723页。

   [13]《倚天屠龙记》(三),三联版,第830页。

   [14]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转引自柳诒徽,《中国文化史》(下),第723页。

   [15]《书剑恩仇录)(上),第379页。

[16]Rey Chow,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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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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