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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杰: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

——管窥金庸的小说世界

更新时间:2018-11-06 00:51:42
作者: 宋伟杰  
个个待他甚好,也不觉得满洲人如何凶恶残暴……是以种族之仇、家国之恨,心中却是颇淡的。”[23]

   行至后文,当康熙尚且为自己族人昔日入关之暴行痛定思痛、心存忏悔时,属于受害汉人之后裔的韦小宝却如是劝慰康熙:“当时的确杀得很惨啊。扬州城里到处都是死尸,井里河里还常见到死人骷髅头。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您也没出世,可怪不到咱们头上。”[24]昔人王船山愤慨于满清异族的残忍以及汉人的懦弱与臣服,曾经言辞激烈地认为对于此等夷狄“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25]。然而世易时移,韦小宝当下所收到的实惠,使他已然忘却、或者根本不曾记住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惨痛文化记忆,这种自我遗忘或者自我完成的记忆缺失,判然有别于清初汉儒忍辱负重、被迫屈从异族统治的行为[26]。

   然而韦小宝所患的又并非完全彻底的记忆缺失,他深深浸淫于传统的戏文与说书世界中并乐此不疲,金庸写道:“扬州市上茶馆中颇多说书之人,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等英雄故事。这小孩日夜在妓院、赌场、茶馆、酒楼中钻进钻出,替人跑腿买物,揩点油水,讨几个赏钱,一有空闲,便蹲在茶桌旁听白书。他对茶馆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后的叫得口甜,茶博士不赶他走。他听书听得多了,对故事中英雄好汉极是心醉……”[27]韦小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豪气义气,包括救助身负重伤的茅十八,其价值观念的塑造成形,说书实在功不可没。韦小宝的机智谋略大多来自戏文说书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收服王屋山派效法“卧龙吊孝”,法场掉包救茅十八套用《法场换子》、《搜孤救孤》的情节,对俄之战,则戏剧性地、大杂烩式地拼凑《三国演义》:“这位将军头戴红帽子,身穿黄马褂,眉花眼笑,贼忒兮兮,左手轻摇羽扇,宛若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俨然关云之长,正乃韦公小宝是也。”“他纵马出队,`哈哈哈’,仰天大笑,学足了戏文中曹操的模样,只可惜旁边少了个凑趣的,没人问一句:‘将军为何发笑?’”[28]然后他接连滑稽模仿式地使出“七擒七纵”、“诸葛亮火烧盘蛇谷”(他活学活用成“韦小宝尿射鹿鼎山”)、“周瑜群英会戏蒋干”等妙招,大败罗刹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诸葛亮一直是汉民族世界的偶像人物,但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说之中,孔明却是一个反面的形象,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在其羽扇纶巾的潇洒机智之中,亦包含一定程度的凶残和滥杀无辜。有意味的是,《鹿鼎记》以戏仿手法,将韦小宝置换成诸葛亮,将诸葛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置换成韦小宝与红毛罗刹鬼的关系,这种改写方式本身突出了对“种族-民族-国家”问题重作评价时的复杂情境,并质疑了中国汉族史官代代书写的汉族屠杀异族的“合法性”历史叙述。

   让我们再回到韦小宝个人记忆的成因,这个小说世界里面所展现的横亘于朝廷与江湖之外的说书世界,使得多少社稷兴亡、国仇家恨、身后荣辱的历史经验和冲动因而得以延续播散:

   其时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又不敢公然谈论反清复明之事,茶坊中说书先生讲述各朝故事,听客最爱听的便是这部敷演明朝开国、驱逐鞑子的《英烈传》。明太祖开国,最艰巨之役是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但听客听来兴致最高的,却是如何将蒙古鞑子赶出塞外,如何打得众鞑子落荒而逃。大家耳中所听,是明太祖打蒙古鞑子,心中所想,打的却变成了满洲鞑子。汉人大胜而鞑子大败,自然志得意满。是以明朝开国诸功臣中,尤以徐达、常遇春、沐英三人最为听众所崇拜。说书先生说到三人如何杀鞑子时,加油添醋,如火如荼,听众也便眉飞色舞,如醉如痴。[29]

   说书行为,或者本雅明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者”[30],整合并升华着听众的历史记忆与当下沉重的体验,从而使被异族所奴役的人们在快意聆听之际,抵制着可能患有的忧患体验健忘症和本土记忆缺失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一针见血地指出,“认同……无法被回忆,(它)必须被叙述出来”[31]。这就是说,认同是由某种叙事和言语建构而成的。换言之,个人的、集体的、民族的和国家的认同,恰恰是被历史、文化构造出来的产物。所谓的“民族英雄”是靠(官方)历史的书写、乃至民间文化的口口相传塑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意识形态的强权、民间大众的渴望所修改和遮蔽。历史感本来支离破碎的韦小宝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一份听书的记忆,这位扬州茶坊中的理想听众更是将《大明英烈传》听了个滚瓜烂熟,而且在草莽英雄茅十八面前反过来充当了说书先生的角色,说到明太祖爱将沐英平定云南一事,虽然有信口雌黄之嫌,但也还是唾液横飞,有声有色,令本已赤胆忠心的茅十八更是热血沸腾,倍增对于前朝英烈的仰慕之情。

   然而在韦小宝这里,沉痛的国仇家恨并不是切肤之痛的文化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前朝旧事蜕变成他神采飞扬、肆意发挥的历史故事,他本人的慷慨激昂,并不能增强其历史感受力并清晰体察自身的亡国奴处境,他把沐英这位前朝猛将视为“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派他来保太祖皇帝驾的,岂同凡人?”[32]便是一个极富深意的例证。将前朝英雄神话化、非历史化,意味着将内心记忆模糊化,于是在异族统治的情境里,被压抑的个体既有所回忆,又时时遗忘,文化记忆的清单混乱如斯,这正是金庸小说作为“殖民地寓言”,表述那个时代的香港乃至广义的殖民地之特征的一种迹象。

   注释

   [1] 梁启超:《论尚武》,原刊《新民丛报》1903年3月27-4月11日,第28-29号,收入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2] 周蕾( Rey Chow ):《不懂中文(代序)》,见于她为自己《写在家国之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经编辑重组而成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xi页。

   [3] 参见金庸《书剑恩仇录》(上)第八回,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2- 296页。后文所引的金庸作品皆为三联书店1994年版。

   [4] 参见金庸《射雕英雄传》(四)第三十八回,第1357-1386页。

   [5] 汉族和异族之间所构成的差异的程度,亦随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两宋时期,宋与辽、金、西夏,血缘和文化皆有区别,这便导致萧(乔)峰在宋辽之间被撕扯分裂的苦楚无法舒缓; 后文论述的韦小宝及其所处的清朝,满汉之间的隔阂由于满人在文化上的汉化,而逐步缩小,韦小宝的游世姿态在某种意义上被纵容,也得益于满清特定的历史形势。请参见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收入《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4年,第91-130页。

   [6] 金庸:《天龙八部》(五)第五十回,第1967页。

   [7] 同上。

   [8] 同上。

   [9] 周蕾:《导言:首要问题》,见《写在家国之外》,第38页。

   [10] 金庸:《天龙八部》(五)第四十三回,第1680页。

   [11] Hybridity这一术语,是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极为重视的一个关键词,请参见其《文化的定位》(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 ,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1994。

   [12] 金庸:《鹿鼎记》(五)第五十回,第1979页。

   [13]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原载《新民丛报》1903年10月4日第38、39号合刊,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卷。

   [14] 梁启超认为,这六个层面,即为构成民族的六大要素,参见其《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九卷。关于“种族”、“民族”、“国家”的辨析,请参见陈仪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收入《认同与国家: 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第37-54页。

   [15] Homi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 该文原载于1985年Critical Inquiry 12.1∶4-21,后收入其论文集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pp.102-122.

   [16] 金庸:《飞狐外传》(下)第十九章,第655-656页。

   [17] 周蕾此处发挥的是弗洛伊德在《悲悼与忧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的论点,见《写在家国之外》,第5页。

   [18] 请参见金庸在《神雕侠侣》(下)第三十九回正文之后所加注释,第1531-1532页。

   [19] 周蕾:《写在家国之外》,第15页。

   [20] Nancy Armstrong, Leonard Tennenhouse 编《表述的暴力:文学与暴力的历史》(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1989)导言部分《导言:表述暴力,或“如何赢得西方”》(Introduction: Representing Violence, or “How the West Was Won”) ,见周蕾《写在家国之外》,第15页。

   [21] 金庸:《鹿鼎记》(一)第十回,第361页。

   [22] 林凌瀚:《文化工业与文化认同——论金庸借于武侠小说呈现的殖民处境》(打印稿),作者将此稿赠送给伯克利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韩倚松,韩倚松再转笔者。

   [23] 金庸:《鹿鼎记》(二)第十五回,第581页。

   [24] 金庸:《鹿鼎记》(四)第三十七回,第1440页。

   [25] 转引自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第96页; 此外,王夫之也以君子小人之别,说明华夏夷狄之分,认为二者之间“种”异、“质”异, “习”、“ 气”、“知”、“行”皆有不同,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卷十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431页。

   [26] “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以及“明末遗民之志节”,请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30-833、848-856页。

   [27]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第49页。

   [28] 金庸:《鹿鼎记》(五)第四十七回,第1847- 1848页。

   [29]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第79- 80页。

   [30]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讲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见《照明》(Illumination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编,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69, pp.83-110.

   [3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社群: 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1,p.204.

   [32] 金庸:《鹿鼎记》(一)第二回,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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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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