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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潘祥辉著《华夏传播新探》序

——一部视野开阔的华夏传播专论

更新时间:2018-11-04 19:52:42
作者: 邵培仁 (进入专栏)  

  

   本书名为“新探”,其不仅新在选题,新在学术概念,也新在其研究视角。与老派的华夏传播研究的传统路数不同,祥辉博士的研究采取了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书中对一个华夏传播现象的阐释,往往能够把它放到全球文明的坐标里来比较,通过比较来突显特色。这种比较研究给华夏传播带来了一种世界视野。

   比如第一章对“中国圣人”的研究,作者采用考据学的方法,对汉语“圣”字的结构进行了剖析,得出了圣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也是最专业的“职业传播者”的结论。这一结论很有新意。但作者并未停留在此,而是进一步比较东西方的圣人角色的异同。作者注意到,西方历史上也存在圣人,在“道德至善”、“智慧聪明”等义项上,中西方的圣人具有一些共通的特征。但由于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东西方的圣人实际上是形同意不同。中文“圣人”概念是一种中国文化特有的产物,具有“媒介学”特征。

   “在华夏文明中,中国的圣人不仅是智慧与道德的楷模,也是沟通与教化的典范。圣人善于沟通天人,他耳目聪明,口含天启,并善于施行教化,是史上最早的职业传播者,可谓古代传播史上不折不扣的‘传播之王’。”

   这一结论是通过比较而得来的,丰富了我们对圣人与传播的理解。第三章对“对天发誓”的研究也是如此,始终贯穿了中西比较的视角。中国人对天发誓,西方人对上帝发誓。两种文化有同有异。同就同在都是“发誓”,都是一种带有神圣色彩的表达行为与仪式,也都可以看作一种传播行为。但不同在于两者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宗教传统的不同。这种差异在近代以后又有交叉和分化:西方人延续了自己的立誓传统,但中国在公共领域引入了西方的宣誓仪式,却把“敬天畏天”本土传统丢弃了,使得“对天发誓”变得空洞化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引人思考,也只有在文化比较中才能得出来。

   第四章对古代世界“秦晋之好”的研究也是如此。作者一方面注意到了古代政治联盟中的“以女为媒”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文明也有联姻。但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比较也指出,这种“秦晋之好”式的“和亲政治”在古代中国更为普遍。与西方相比,中国帝王可以有“三宫六院”,王侯将相可以有“三妻四妾”,因此儿女成群,这使得“秦晋之好”式的联姻变得十分容易。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女性是维系宗法制度的基础和媒介。“以女为媒”对于维系宗法政治十分关键。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是如此。作者认为,中国式“君主专制”并非皇帝一人专制,而是以君臣共治为基础的,这种共治的背后是“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甚至在科举考试中也能观察到这种“政治联姻”。获得科举功名的士子一方面会被“授官”,另一方面也会被“配婚”。通过这种“联姻”,皇帝、朝臣与这些未来的政治精英之间就建立起了互惠和信任关系。通过中西比较,作者认为,皇权体系下的中国官僚制,因为存在“秦晋之好”式的联姻,因此并非具有韦伯所讲的“非人格化”特征。作者指出:

   “以女为媒”的政治联姻在中国式官僚政治中运用得远比西方更为普遍,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更为广泛。作为君臣权力与统治的重要合法性来源,结成“秦晋之好”构成了中国前现代政治的一种潜规则,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秘密”和特色所在。

   这样的研究发现是独具慧眼的,通过对比分析,让我们理解了许多古代的政治与文化现象,不仅对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充满新意,极具启发价值的。

   本书几乎在所有的研究议题及章节中都贯穿了这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从对圣人的研究、对青铜器的研究,对先秦歌谣的研究,以及对东亚三国儒学影响的研究等,都有非常强烈的跨文化比较意识。这种跨文化的、跨时空的比较非常有价值,但也很不容易做,因为这需要论者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宽广的学术视野。祥辉博士在这一点上表现优异,他在书中纵览古今、横跨中西,将一些历史上的媒介与文化现象用比较传播学的视角娓娓道来,可谓新见迭出。作者知识的渊博和视野的开阔从书中的旁征博引也可以看出来。本书中的议题切入点其实都不大,但对任何一个议题的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文献梳理,对西方汉学家及日本汉学家的研究广泛搜罗,使得研究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从征引文献的类型来看也十分广泛,既有传播学的内容,也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字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生物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十分庞杂,体现了作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偏好和把握。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的研究对华夏传播研究而言,我认为是十分必要、十分有益的。

   三

   对于华夏传播与本土传播研究,我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是相当不足的。面对本土传播研究理论贫乏的局面,我曾提出以“寻根主义”作为本土理论建构的突破口。所谓“寻根主义”就是要通过寻根问祖式的分析研究,在中国五千多年文化典籍和历史记忆中探讨传播学术渊源和发展规律,比对西方传播学在思维特点、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思考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走向和趋势。在华夏传播研究的具体路径上,我提出了六点思路:

   其一,验证主义:重新验证西方的研究发现;其二,寻根主义:反向的学术探寻与追溯;其三,融合主义:将西方学术融入中国文化;其四,问题主义: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其五,改良主义:改良旧理论,优化老办法;其六,创新主义:建构和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

   在我看来,华夏传播的研究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例如可以是断代研究,根据华夏历史的发展,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研究下去;二是主题研究或关键词式的研究,根据传播学科中的某个主题或关键词,贯通不同的朝代,将这个研究主题梳理清楚。三是针对特定传播现象或问题的研究,发掘某种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媒介、传播现象的特殊性,然后通过分析材料,考证、阐释或对比,将这个现象解释清楚,或解决论者提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偏好和侧重,而祥辉博士的研究似乎更接近于第三种,这从他书中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意识中可以看出来。

   如果按照我前述的“六点思路”来看,可以看出祥辉博士的《华夏传播新探》既有“寻根问祖”式的溯源,又有“融合主义”的宽阔视野,既有微观视角,又有宏观视角,视野开阔、立论扎实,真正做到了“中体西用”、“中西合璧”,是近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这种研究路径可以说在传播学界实开风气之先,为推进华夏传播研究作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祥辉博士是我的学生,充满锐气,富有智慧,十分优秀。尽管已经毕业多年,我仍然一直在关注他的发展,也对他寄予厚望。在我即将退休之际,能看到他做出这样极具学术份量的研究,我确实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勤奋,悟性也极好,身上有股钻研劲,对学术研究非常执著。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人厚道,不善言谈却做事踏实,这些都是他身上的闪光点,也是他成为一个优秀学者的有利条件。儒家哲学中有所谓的“八正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正道”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学者的本职工作其实就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尤其要创造“新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要求学者要有良好的修养功夫,要能“正心诚意”,坐得冷板凳,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和敬畏。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做出对国家、对“天下”有益的学术来。在我看来,祥辉博士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天下”,又有着良好修养功夫的学者,不浮躁,不功利,坐得冷板凳,一心向学。这在当代学人中是较为难得的。俗话说,“文如其人”,在祥辉博士的这本既具历史感的,又充满新意及现实关怀的学术著作中,我希望大家既可以读出作者的“文品”,也可以看到他的“人品”。

   是为序。

  

   邵培仁

   2017年8月26日于杭州市沿山河畔寓所

  

   注释:

   1.较新的、较为全面的综论可参阅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史、外史及其开端》,《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4期;《2011-2016: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传播学“中华学派”建构路径的前瞻性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论文。

   2.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载宣伟伯:《传学概论》,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版。

   4.详见潘祥辉著:《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潘祥辉:《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6.潘祥辉:《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对东正教传统的因袭和转化》,《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7.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第1页;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28-41页。

   ———邵培仁:《一部视野开阔的华夏传播专论——〈华夏传播新探〉序》,原载《中国传媒报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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