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参见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3] 参见“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提纲，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7: 138-55.

　　 [4] 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5] 不仅作为听众的洛维特，当时组织演讲的Immanuel Birnbaum在回忆中也有类似的描述。Radkau, Max Weber,p.746.

　　 [6] 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5页。

　　 [7]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19.

　　 [8] 详见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69, pp.352-63; cf. Peter Lassman and Irving Velody ed.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9] Peter Ghosh, “Max Weber and the Literati”, Max Weber in Contex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Ideas c.1870-193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6, pp.226-7.

　　 [10] 国内通行的译本一般将韦伯这篇演讲标题中的Wissenschaft译为“学术”（但在翻译演讲正文时，则不可避免地使用“科学”甚至“知识”等译法），迁就中文的语用习惯，避免读者误以为演讲只限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无论就演讲在德语学界的语境，还是其后在魏玛德国导致的争论，韦伯的演讲针对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思想方式、制度化经营与伦理要求对所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达芬奇、伽利略、斯瓦姆默丹），还是“精神科学”或“历史性科学”（比如古典语文学，“国家学”或国民经济学）——造成的理性化效果。而涉及到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科学（各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所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而恰恰因为它们也被转变为“科学”——以大学为中心的现代知识体制在专业化的制度经营与生活方式上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职业科学人”的同样要求。将标题译为“科学”，既保持了关键术语的一致，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演讲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