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国强:感谢父母和海外求学经历

更新时间:2018-10-31 00:24:48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费时间,且学不到东西。我想,这多半是一个对我失望的信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说不定一年以后停止我的奖学金,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于是我就问奇普曼:你有什么文章能给我看。花了一个月看了他的一些文章后,我说我有一些想法想与他讨论,我一说出来他就两眼发亮。然后我又花了一个月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这时,我刚到美国才2个月左右,这篇文章是关于线性开支函数估计问题的。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难度是其误差项的方差距阵是奇异的,有很多种估计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精确估计的完美答案。后来奇普曼对系里的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说,田国强真的不错!从此奇普曼不再让我弄数据了,即使暑假也给我提供奖学金,和他一起写论文,到我毕业时,我一共和他写了5篇论文,后来都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和论文集中了。我发现有时候命运真的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当你遇到困难,别人不了解你看不起你时,那么你能不能补短扬长,坚韧不拔,自己摆脱困境,找到一个突破点,来证明你自己呢?

   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非常难,一年之后几乎要淘汰一半左右的学生。主要是要求通过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来淘汰学生。一年学时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系列课程是必须考的博士资格课程,还要自选两门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作为博士资格考试课程。好的学生按正常进度一般也要两年才能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有些学生三、四年后还没有通过所有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四门课程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除此,还要上另外两个一年学时的专业系列课程及其他博士课程。然后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博士论文题目答辨,写作博士论文,到最后博士论文答辨,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我自学补上了落下的所有课程,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自己也变得雄心万丈,起初想一下子将四门课程博士资格考试全部通过。为此,我复印了同学借给我的所有课程笔记,阅读了授课老师所指定的大量论文,反复练习当时十年来的所有资格考试试题。最后为了有把握,同时也在一些学长的劝告下,我放弃了两门,在1983年夏天首先通过了自认为有把握的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两门资格考试,然后过了半年通过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门课程的资格考试。这样,来到美国短短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博士候选人。之后我开始选修资格考试以外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时注册,有时为了省钱自己去听而不注册。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名师云集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学习,使得自己进步快速。在经济系学习的同时,我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去数学系旁听为数学博士生开的课,为今后的高深研究打好数理基础。

   1984年春季我基本上完了所有课程,秋季开始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在国内我是在林少宫教授的指导下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本来打算跟奇普曼教授写我的博士论文,其风险很小,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已经与他合写了3篇论文,完全可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一部份。但是,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的经济机制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是专门研究一个经济制度或企业组织中个人理性与社会目标或委托人目标是否及如何让它们激励兼容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当中去,现在回头看,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还远未成熟和完善,但由于搞对了激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于是我就决定选经济机制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作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在赫维茨指导我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写文章的简洁和严谨性。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1984年底完成的。赫维茨在一个星期后将论文交还给我,他把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得密密麻麻。赫维茨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接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通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回到办公室后,坐在书桌前细读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非常荣幸能在这么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其实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就完成了论文,此后两年主要是旁听各种学术讲座和翻阅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论文。

   我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外,最喜欢的就是看闲书,喜欢看各类经典的书籍,来到美国后,对时政、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报刊开始感兴趣,以前在国内念数学时对这方面的东西却没有太多的涉猎。在那时,我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其根源就是1983年初到美国带给我两个强烈的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震撼与痛苦所引发的思考成为了我人生转折的关键。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之大原因何在?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至此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结合国外各种经济、社会模式思考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问题。也经常和雷鼎鸣学长及许多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争论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探测前景。在明尼苏达的最后两年,我阅览了许多非经济学书籍。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藏书很多的东亚图书馆,藏有中国历代直至现代的许多经典书籍,其中许多书在国内无法看到,我差不多每个下午都呆在那里,将馆里几乎每一本书都翻遍了,翻阅了许多传记、史记、名人回忆录、年代久远的期刊杂志,如《新青年》,让我通过这些前辈们的文字和传记,让我了解他们是如何忧国忧民的。这些书籍对开阔我的眼界和帮助我思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古人管仲说得好:“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他告诉我们,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该读读历史。

   除此之外,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还有两大业余爱好,钓鱼和修汽车。钓鱼需要蚯蚓,不想花钱买蚯蚓就需要自己挖,但挖既会破坏草坪,又费时、费力,怎么办呢?我后来发明了一个不用挖就能捉到许多蚯蚓的好办法。这就是,在草坪上浇几分钟的水,蚯蚓就会自己从地里面爬出来,你只需去捡就可以了。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方法呢?是实践出真知,其原因是在我下乡时经常看到下大雨时许多蚯蚓从地里面爬出来,在泥路上和草地上爬。不过,这个方法只能在同一块草坪上用一次,因为这种方法会将草坪下的所有的蚯蚓一网打尽,一年之内都不会再有了。明尼苏达州的湖泊很多,湖中有很多鱼,我在一个鱼线上放好几口钓鱼钩,曾经在两个小时钓到近百条小鱼。自己钓的鱼吃不完,就送给其他留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很少买汽车。去美国一年后,我花了3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差不多是最早买汽车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可是车买后学开车不到一个月,还没有拿到驾照就坏了,送到修车的地方一检查,说是汽化器坏了,要300美元的修理费。我想,我买车才花了350元,修车就要300美元,不修理了。拖回去后,找了一本修车的书看。那时对汽车一窍不通,许多汽车零件和部位连名字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汽化器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花了两个星期反复琢磨,才大致明白它的原理和结构。又花了一个星期动手将车修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变成了业余爱好,成为修车、买车专家。

   我曾经将我自己的汽车差不多整个拆开,又装上去。在明尼苏达大学时,曾帮过许多中国留学生买旧车和修车。当教授后,由于时间太忙,修车的机会成本太高,没有再自己动手修车,也很少钓鱼了,但却增加了另外两个兴趣:玩21点和炒股,同时还从中获得一些心得。这两个兴趣都具有赔钱的风险性,需要较高的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还需要将自己所学知识综合而又灵活地运用到其中。玩21点需要将数学(特别是概率论)、心理学、逻辑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如何玩21点的心得体会小文章。炒股需要将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经济数据及突发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自2004年到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经济学教育及其改革后,所有这些兴趣都放弃了。

  

海外教学经历


   1987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最后答辨,答辨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除了赫维茨和奇普曼教授外,还有威克特(Marcel Richter)和乔丹(J. S. Jordan)两位经济系的教授,另外一位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温贝格(Hens F. Weinberger) 教授。经过两个小时的答辨,五位教授一致同意授予我博士学位。我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古人讲,“三十而立”,我却三十一岁才立,比古人讲的晚了一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这个奖当时每年在美国只评选25名,只给经济学和数学前25名学校的博士候选人。其他学校的学生,即使你有资格也不给你,很难拿到。

   1987年7月底我来到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当“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在美国当大学助理教授有两种类型:“终身轨”和“非终身轨”。终身轨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相当于“正式工”,而非终身轨相当于“临时工”或“合同工”,无论工作多长,都不可能转正。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般要花6-7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具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一般要12-15年,才能由助理教授成为正教授。期间,必需要发一定数量的论文,且要有几篇发表在国际顶尖或领域顶尖期刊上高质量的文章,搞好教学,参与系里一些事务性工作。我所在的系三分之二的助教授拿不到终身教职,最终只能走人。要拿正教授,需要继续努力发文章,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并拿到了终身教职,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终身教职,在得州农工大学是很少见的。

   1990年时,系里评终身教职的工作早在5、6月份开始,10月份就结束了。11月时,当系里得知有其它学校对我有兴趣时,担心我离开,立即采取紧急特别措施,通常要至少花费半年时间的终身教职审批过程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包括本人提交自我鉴定报告,找校外5-10名教授写评审鉴定信,组成评审委员会拟写评审报告,提交给系里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讨论,系主任拟写综合全系的讨论报告并给出自己的推荐意见,提交给文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文学院院长审批,校教务长批准。按照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通常做法,校外评审人都是著名教授,大多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权威,比如在我提升的过程中就有马斯金(Eric Maskin)和拉丰 (Jean-Jacques Laffont)给我写过推荐信。马斯金和拉丰在国际上赫赫有名,马斯金2007年与赫维茨、迈尔森(Roger Myerson)一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拉丰不过世也应该和梯若尔(Jean Tirol)一道获奖。在11月底的时候,系主任通知我,我的终身教职已由教务长批准了。至此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剩下的只是走过场,需要校长和校董事会过目,最后由校长发聘书,像其他申请拿终身教职的人一样,1991年秋季正式生效。再过了4年,1995年我又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这年我39岁,在美国经济学界这个年纪成为正教授是比较早的。在8年时间内拿到正教授,当时在学校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我奋斗拿终身教职、升教授的那些年中,我写论文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一年能写近10篇文章。那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112.html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