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永杰:论辩护权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更新时间:2018-10-30 01:36:01
作者: 王永杰  
并另行为其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此后,即使本案的辩护律师多次发布声明,法院也再未予以过多的关注,选择了“冷处理”。法院和辩护律师,被追诉人和辩护律师之间,委托关系、庭审指挥关系以及指定辩护关系的矛盾在本案中凸显。

   那么,在本案的辩护律师已经被排除在辩护人之外的情形下,辩护律师可以有哪些救济途径呢?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来保护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这种委托关系,因为这种委托关系是一种私法上的关系,建立在双方的自由契约基础之上,法律并不予以过多的调节。但是,既然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作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是否有权利知晓被追诉人所谓的“不再另行委托辩护人”的真实性,是否有权申请核实被追诉人委托的意愿,是否能够申请与被追诉人当面交流呢?笔者认为,委托关系作为一种私法关系,合同双方理应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以及终止的事项做全面充分的了解,因此,辩护律师有权申请核实被追诉人是否出于本人意愿做上述声明,是否确实不再建立委托关系。惟其如此,方能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和律师的执业权利。

   此外,还有必要制定侵犯辩护权的程序性制裁措施。这不仅需要律协的有效介入,需要规定律师可以向上级法院、检察院进行申诉或者申请复议。针对律师合法提出申请而司法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案件上诉以后二审法院还可以将其作为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或作为无效辩护的上诉理由等,从而防止一审庭审流于形式。

   (三)法院的程序处理

   当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以及庭审指挥这些法律关系发生矛盾时,法院作为法庭审理的指挥操控者,如何有效地协调处理和居中解决矛盾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法院首先应该中止案件的审理,将律师退庭的事由审理清楚之后,方能重新进行审理。

   对于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以下几项: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被告人脱逃的;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的;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可以看到,我国法对中止审理的事由规定较少,允许法院操作的空间在立法上似乎也无迹可寻。然而,从中止审理的立法宗旨来看,只有发生影响案件正常审理的原因时才能停止诉讼活动,同时该原因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对诉讼的正常进展造成影响。虽然从形式上看,退庭事件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中止审理的事由,但是,从律师退庭的真实原因来看,在于律师的申请权没有得到保障,法院理应中止审理后查明律师退庭的原因。从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来看,辩护律师退庭会导致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受损,在刑事程序中的地位不能得到保障,若长久处于此种状态,必然损害被追诉人的人权。因此,法院有必要站在维护被追诉人权益的角度,对本案中止审理。

   同时,法院中止审理的程序处理,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非没有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就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以此推断,在刑事诉讼中,若确实存在可能影响诉讼进行的原因,并且该原因可能长时间导致诉讼障碍的,法院完全可以参考民事诉讼的规定,先中止审理,待厘清各种法律关系,排除诉讼障碍时,再恢复审理。

   (四)完善规则的建议

   对于法庭审理中的这四方主体以及六对法律关系,在它们发生矛盾时,必然有处理原则和轻重缓急之分。

   首先,应当以被追诉人利益为优先考量。不论指定辩护还是委托辩护,其本质都在于维护刑事诉讼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在处理退庭事件时,应当将保障被追诉人利益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一方面,辩护律师迳行退庭会导致其委托人在法庭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这是一种诉讼策略,但是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辩护权而言,却是不利的,这其实是辩护律师独立辩护权的过分扩张;[8]另一方面,法院应尊重被追诉人的选择权,在是否经过被追诉人的同意,以及是否遵循其意愿为其指定了辩护人还未可知的情况下,法院随意介入被追诉人与其律师的委托关系,其实是对被追诉人权益的侵犯。

   其次,赋予辩护律师更多的救济权。当辩护律师退庭表示抗议时,法院并不能将其视为拒绝辩护,也不能在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继续开庭。辩护律师在退庭之后,并不等于丧失了辩护权,因辩护权来源于被追诉人的委托,法院无权干涉。因此,应允许辩护律师申请核实被追诉人不再委托辩护人的自愿性,允许辩护律师再次会见被追诉人,由被追诉人行使是否继续委托关系的确认权。

   再次,中止审理应当充分听取辩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意见。由于辩护律师退庭导致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同时极有可能影响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为了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益,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法院应中止审理,先对律师退庭事件进行查明,在厘清辩护关系之后重新开庭审理。

   再其次,积极发挥律协的作用。在以往类似事件当中,律协往往没能发挥其作为律师管理和律师权利保障协会的作用。律协的功能定位应该是确保律师自律与保障律师权利,其角色不是法院的帮助者。在事件尚未有定论之前,律协并不应过早回应,过早处理,而是应该查清具体事实,相机处理。若律师权利确实存在实现障碍的,律协理应主动维护律师的权益;若律师确实存在故意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那么律协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同时在其处罚决定中应当充分说理,以理服人、回应舆论。

   最后,完善相关配套规则。一是建立健全维护庭审秩序的规则,包括庭审规则和惩戒规则,确保被告人接受法院指定辩护时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救济权,完善律师退庭行为的处理机制以及律师或被追诉人对司法人员表达不满的投诉流程和规则机制等。二是细化和完善律师相关管理规范和规则,包括律师的执业规则和职业道德规则等。如前所述,鉴于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律师退庭的法定理由、退庭程序、法律后果和救济规则都没有进行规制,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协要善于阐释对退庭律师的行政处罚根据和理由。三是涉案法院与退庭律师当应恪守程序法定原则,应对退庭危机。双方均应合理发声,在程序正当的情况下进行案件的声明和解释,正面回应质疑,公开庭审笔录、录音录像,以规范的诉讼程序提升司法水平,改良法治环境。

  

四、余论

  

   辩护律师退庭事件还涉及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法院如何应对程序性辩护、申请法院整体回避在本案是否可行等方面。这些问题虽然未能在本文中阐述,却值得继续关注。对辩护权法律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勾勒出退庭事件更加清晰的脉络,并进一步通过对个案的反思,洞察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乃至法治的发展。

  

   【注释】 作者简介:王永杰,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

   [1]律师吕良彪认为,所谓“死磕”,可以做三种解释:一是指律师不畏权势、忠诚于法律和被追诉人利益的认真、较真、敢于抗争的职业精神;二是指律师通过非同寻常、相对激烈的言行,吸引公众与媒体对其所处理案件的关注,从而防止或制止公检法机关可能存在的违反程序或滥用权力的行为,是实现辩护目标的一种辩护方式;三是指经常性或习惯性采取死磕式辩护的律师群体。参见吕良彪:《律师不死磕,便是耍流氓?!——厘清刑事辩护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cb4261d0102x0ji.html,2018年6月8日访问。笔者认为,对刑辩律师而言,“死磕精神”当弘扬,“死磕式辩护”须慎用。

   [2]陈瑞华:《刑事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问题》,《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

   [3]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4]参见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

   [5]参见孙孝福、兰耀军:《德国的选择辩护人制度及其借鉴》,《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

   [6]参见陈卫东主编:《中国律师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7][美]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唐胶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8]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规定“律师在辩护活动中,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10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