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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杰:论辩护权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更新时间:2018-10-30 01:36:01
作者: 王永杰  
(三)辩护权法律关系

   所谓辩护权法律关系,是指辩护人在刑事辩护中与相关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退庭事件为例,涉及了四方主体,六对法律关系,包括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被追诉人与法院、法院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与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律协)、法院与律协、被追诉人与律协,涉及刑事、行政、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许多方面(如图1所示)。

   (图略)

   图1 辩护权法律关系

   1.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作为法律服务提供者,通过律师事务所接受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后,双方签订委托合同,辩护律师自此开始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委托关系是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最基础的法律关系。一旦存在违约行为,比如委托人未按时支付费用或者辩护律师严重损害委托人的权益,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终止法律服务的提供。在这种委托关系存续期间,辩护律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义务: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被追诉人,接受被追诉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咨询,提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代为申诉、控告等;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需进行阅卷、调查取证工作,庭审时辩护律师根据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承担庭审辩护工作,尽可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见,被追诉人与辩护律师处于同一阵线,目标相同,方向一致,双方需要互相协作,以求达成被追诉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目的。辩护律师无论实施无罪辩护、罪轻辩护或是程序性辩护,其辩护思路和策略都是为了实现被追诉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辩护律师并非委托人的代言人,不具有从属性。从辩护律师和代理人的区别上可以略见一斑: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辩护权,其所发表的辩护意见可以不同于被追诉人本人的诉求。

   2.被追诉人与法院

   刑事案件中被追诉人与法院的关系不同于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根据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中立原则的指导,法院处于消极被动的中间地位。当事人有权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尊重当事人的私权。比如说,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是否委托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这是当事人具有选择权的体现。然而,在刑事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被追诉人明显处于弱势一方,其基本诉讼权益很可能被忽视或损害,甚至还可能受到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诱骗和误导,故有必要由具备法律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刑事辩护律师为追诉人提供法律服务。一旦被追诉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并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法院就为其提供指定辩护,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刑事辩护,确保被追诉人的有效辩护权。这充分体现了刑事案件中法律对弱者的人权保护和尊重,也是一种国家福利。

   然而,指定辩护的前提是被追诉人缺乏自我辩护能力,同时又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这一情形。也就是说,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具有先后顺序,委托辩护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如果被追诉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为其辩护,那么法院的指定辩护就没有适用的空间。因此,在类似于保姆放火案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中,除非被追诉人明确解除与委托辩护人的委托关系,又没有再行委托辩护人,否则国家就没有必要提供法律救济,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追诉人辩护。从本质上说,以指定辩护为核心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救济权,法院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被追诉人具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下为其指定辩护,违背被追诉人的选择权,亦有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之嫌。

   3.法院与辩护律师

   法院与辩护律师作为控辩审三方中的审判方和辩护方,共同推动刑事案件的审理裁判正常进行,是刑事审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庭审过程中,代表着法院的法官主导着庭审的规则与步骤。辩护律师在法官的庭审指挥下进行法庭辩论、质证等程序活动,依法行使辩护权,尽可能使法官接受自己的辩护观点,避免被告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可见,法官与辩护律师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同时,辩护律师要服从法官的庭审指挥,这当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带来了天然的优越感。

   当前,社会各界正在探讨如何构建新型法官和律师关系,形成法律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官与律师需相互尊重。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法发2004)9号]第10条明确规定:“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律师应当自觉遵守法庭规则,尊重法官权威,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然而,目前司法实务中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其实还尚未达到这一要求。相对而言,律师为了不影响承办案件的审理结果,一般不敢怠慢法官,不尊重法官的现象比较少见。相反地,一些律师为了赢得官司,违背基本执业道德,存在请客送礼甚至是行贿行为,意图干扰法官公正办案。而法官对律师的态度上,部分法官潜意识认为自己是案件的裁判者和庭审的指挥者,在审判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忽视律师的正当权利,未能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仔细审查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给予辩护律师起码的尊重。其实,这两者都未免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都应当互相尊重,法官应当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重视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律师也应遵守职业道德,不影响法官的独立办案。这样,才能形成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推动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4.辩护律师与律协(司法局)

   司法局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进行行政管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行业管理监督,律协理论上还有维护律师权益的功能。我国对律师的管理体制是由1993年12月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所确立的。该方案明确:“从我国的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后,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这奠定了我国律师制度的基本架构和基本走向。1996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律师法》,正式确立了“两结合”管理体制,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律师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机构。2007年修订的我国《律师法》将律师协会定位于律师自律组织,表明将对律师实行的行业管理从“行政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的模式”逐步改革为“司法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现行我国《律师法》第46条规定:“律师协会应当下列职责:(一)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二)总结、交流律师工作经验;(三)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四)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考核;(五)组织管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对实习人员进行考核;(六)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七)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据此,律师协会担负着律师队伍管理的职责,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了解律师行业的发展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规则进行调整,以促进律师队伍更好地发展。对于律师在代理和辩护过程中产生的个案纠纷,律协依照协会管理规则惩治其违法违规行为,针对侵犯律师正当权利的行为为其依法维权。可见,辩护律师与律协(司法局)之间具有管理、保障的关系。律师除了接受其管理(司法局宏观管理,律协具体管理)之外,当律师权益受到侵犯之时,律协(司法局)理应保障其执业权利。

   除了上述四对关系,辩护和法律关系还涉及法院与律协(司法局)的关系和被追诉人与律协(司法局)的关系,限于篇幅,且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不再赘述。

  

三、法律关系:冲突与协调


   基于上述法律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退庭事件发生之后,各种法律关系之间交叉冲突,矛盾集中爆发。为了处理和预防这些矛盾,有必要从各个主体行为的角度,探究解决矛盾的思路与方法。

   (一)被追诉人利益考量

   可以说,在该保姆纵火案的审理中,被追诉人在律师退庭事件当中处于毫无话语权的地位。一方面,被告人虽在辩护人退庭后明确表示要由党琳山为其辩护,但是其意见却没有得到重视,而是在退庭事件之后听从法院为其“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作为辩护人;另一方面,被告人是否接受法律援助,是否确实解除了其与党琳山的委托关系,法院不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于被告人的真实意愿似乎也并没有予以重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被告人有委托辩护的权利,同时,根据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前提下权利可以放弃或者不行使的法治原则,被告人也可以拒绝法律援助的律师辩护。然而从我国的传统诉讼制度来看,被告人的利益以及诉讼地位,长久以来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由于杭州中院一方面急于将党琳山排除出去,相关问题考虑欠周;另一方面被告人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很难说其有稳定的主见和真实的意思表示,这在退庭事件后续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辩护律师权利救济

   1.退庭不等于拒绝辩护

   我国《律师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对于什么是拒绝辩护的正当理由,《律师法》列举了三种情况,即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和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除此之外,对于律师拒绝辩护的理由或事项,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正当理由”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究竟由谁来认定正当理由,哪些情况属于正当理由,相关法律中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在域外的立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其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突然退出;二是律师拒绝法律援助;三是律师未及时将不愿接受委托的意思告知委托人。[6]那么,辩护律师退庭的行为,法院是否能视为其拒绝辩护呢?笔者认为,辩护律师退庭的行为尚不能视为拒绝辩护。由于我国目前对于律师退庭的行为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律师职业规范予以明确,法院此举难免有“僭越”之嫌。在实践中,律师退庭一般是指,辩护律师因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且救济无方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所做出的维护辩护律师权利和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律师退庭针对的是法院,而非委托人,其目的不是不为被告人辩护,而是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正如德肖维茨所说的,“只要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目的——打赢这场官司。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7]因此,律师的使命就是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从本案来看,辩护律师退庭实际上是对律师申请权受阻所提出的一种抗议,并且其申请的内容是为了更好地查明案情,合情、合法亦合理。同时,本案中的辩护律师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拒绝辩护,甚至被告人在此前仍然还坚持其担任辩护人。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辩护律师退庭只是表达抗议的一种诉讼手段,其高明与否以及是否违反法庭纪律等姑且不论,至少法院并没有权力将辩护律师退庭的行为视为拒绝辩护。

   2.矛盾显现之后的权利救济

由于律师执业环境欠佳,律师的相关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目前我国辩护律师退庭事件多发。从实践中其他退庭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多数退庭律师并未受到处罚,法院也并未将辩护律师的退庭行为视为拒绝辩护。然而在本案中,法院不仅将辩护律师的退庭行为视为拒绝辩护,还在再次庭审之前,声称被告人表示不再委托辩护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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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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