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秦前红:司法正义是人民对社会的预期

更新时间:2018-10-29 22:14:26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有一套好的制度,然后这套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这就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不是体现了司法的重要性?

   秦前红:司法与正义是相关联的,司法是输送正义的一种方式。司法正不正义,关系到人民对社会的预期,司法要让每个个体享受人权,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无论怎么说司法的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既有端口,也有传输带,司法就是一个终端。所有的个体以及党和国家的努力,特定意义上,都在司法上表现出来。如果司法表现不好,前端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是我们要高度关切司法,把司法体制改革上升到党的意志、国家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原因所在。


司法应当与舆论、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界面新闻:怎么看待近几年来许多案件改判无罪?

   秦前红:过去在关注司法体制改革时,我也曾说过,冤假错案的问题处理不好,对司法有摧毁性的效应。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媒体多元的时代,自媒体涌现。在过去,对主流媒体有效的管理方法是,明确指出哪些案子能报,哪些不能报道。新媒体时代,有图有真相,一个冤假错案引发舆论效应,对司法是摧毁性的打击。比如,张氏叔侄案,他们以前有良好的工作收入,形象年轻英俊,出狱以后,媒体呈现的形象是家徒四壁,苍老、萎缩、悲切,这令人产生情感上的强大冲击,将人引入到司法何其不正义的观念里。所以,司法应当更好地保持自我矫正能力,应该通过改革,确保司法正义,避免出现重大冤假错案。

   界面新闻:为什么改判无罪的案件,动辄花费一、二十年,纠错的成本这么高?

   秦前红:第一,自我纠错是很难的。纠错之后,出现一些后续的问题,比如高压问责,法官的声望下降。我的想法是,既然要去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那就应该切割历史的包袱。如果是制度性的原因,就不能对个人问责,否则法官队伍会产生抵触心理,找各种理由拖延案件的平反;第二,司法是一个系统,一个冤假错案的形成,是整个链条的原因,审判人员、合议庭、审委会、甚至院长、上级法院等都被裹挟其中。法院之外,还有公、检系统。还有一种情况,是社会的不正确认知。司法的有些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错误,司法也有可能错判,判案靠证据,但是证据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一个谋杀案,一场大雨把血迹冲掉了,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场合,现场被破坏了。法官只能在现有的证据下形成一个结论,当然有可能发生错误。我们现在讲,社会的期待,那是绝对正义。事实上我们只能实现相对的正义,每个案子得出最具有相对正确性的一个结论。

   界面新闻:民间有“个案推动法治”的期待,比如鹦鹉案、昆山龙哥案等,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因为制度改变得太难,利益博弈错综复杂,长期固结,只能动辄依靠一个事件的舆论去推动一些改变?

   秦前红:包括山东于欢案、湖北佘祥林案、孙志刚案、唐慧案都是个案推动正义的典型案例。媒体的生态发生了变化,才使得个案能够推动正义。但个案推动正义其实与司法的规律是不相符的,司法应当与舆论、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太近了,一定会让司法无所适从。如果每天去炒作一个个案,每个案子都批评法官的能力不足、以权谋私,整个司法就无权威可言了。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它必是有瑕疵的。制度就是利益的切糕,利于社会的大部分人,也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如果都用舆论炒作,让个案推动正义,司法便会疲于应付,制度会呈现高度不稳定性的状态。

   界面新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您认为将来要怎样协调公检法三者的关系?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制度设计,提高法院的权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尤其现在各地在推行捕诉合一,这对公检法三者的关系会有什么改变吗?

   秦前红:改变的走势,当下还没有明朗化。从制度设计和文本意义的改变去观察,是正向的、乐观的。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媒体合规地展开监督,案件要及时的宣判,不能久拖不决。这些举措做好了,都有助于提升法官的权威。

   界面新闻:错案面临追责,尤其是终身追责的政策要求也在提,一些法官直言,面对法律规定不明晰的案子,压力很大。

   秦前红:现在修改法官法,法院、检察院组织法,包括法院内部的相关文件规定,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改革的决议,都写入了司法责任制的内容。司法肯定要有责任制,因为不可能永远指望司法的自律,必然有一种他律的方式。我同意要有监督,但我不同意终身问责的说法,这不够科学。就算死刑犯,隐姓埋名二十年,过了案件的时效,就不再追诉了,为什么法官要终身问责呢?我觉得,这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当的问责制度,问责要体现专业化。


监察执法遇到的新情况仍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

  

   界面新闻:监察法的立法背景是什么?

   秦前红: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监察体制的问题,原先的想法是“小修小补”,对行政监察体制作一些完善,后来中纪委承接了重大改革议题制度设计的任务,不同意“小修小补”,要“伤筋动骨”,才把行政监察体制变成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行政监察的范围太狭小了,行使实质监察职能或者反腐败职能的除了行政监察以外,还有审计、纪检、检察院等,这些反腐败的力量需要做一个整合,所以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体制性的改革。

   界面新闻:监察法正式颁行后,您调研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监委,有什么结论吗,据您了解,实践效果怎么样?

   秦前红:我是一个初步性的调研。国家监察法通过以来,现在有五个月了。法律的制度设计能不能达到理想的预期,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现在时间没有给出充分的样本。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监察法不能全部顾及,我们需要重视监察执法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

   界面新闻:比如哪些新问题?

   秦前红:安徽芜湖有一位监察委主任,刚任命,升职去做政协主席。那么,新来的监委主任如何任命,以前的怎么辞职,监察委的条文里没有规定辞职程序。还有,对人大代表逮捕的时候,要经过人大的批准。现在监察委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那还要不要人大的的批准?湖北一个寺庙方丈来找我,说监察委把他作为监察对象。哪些人员是监察对象,这个范围不明确。还有,监察委办案人员的安全怎么保护,也没有很明确的设计。

   界面新闻: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设立法官纪律惩戒委员会、检察官纪律惩戒委员会等司法责任制度。当下已经展开的向法院、检察院派驻监察机构活动,二者如何相容,或者嵌入,关于这方面的设计您有没有什么想法?

   秦前红:最高法于今年6月在福建泉州开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是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要去解决的。总体原则是既要体现监察体制改革对公权力行使的全覆盖,又要尊重司法运行的规律。我建议,监察机关对其进行调查,惩戒委员会对性质作出判断,最后由院长会议或者监察机关作出处理结论,这样就把外部的监督和司法自身运行的规律作了兼容性的设计。

  

司法去地方化不能一刀切

  

   界面新闻:201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司法去地方化是不是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秦前红:我们对司法的功能有一种期待,按照这种期待,去寻找配套的制度。最高法前几天开了一场会议,组织我们去讨论去地方化的问题。省级人财物的统管,其实运作程序复杂,成本很高。省级专项财政人员,很难了解每个县的实际情况,往往造成不堪应付。一个法院的办案经费很可能因实际情况要作出调整,到了省一级,反应灵敏度未必足够,比如重大消防事故、公共疾病、自然灾害,很难作出及时反应。所以不能一刀切去地方化,起码在人财物的统管方面,地方要履行保障责任。正确区分好哪些由上级关注,哪些由地方处理。每个法院都有地方性,设计的系统既要解决中央积极性,又要解决地方的积极性,这套制度的设计不能绝对化。

   界面新闻:当时推行这套制度的动因是什么?

   秦前红:是一个判断吧,司法出了一些问题,对司法的满意度不高,比如出了冤假错案,是不是地方党政干预的原因,是不是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法官由当地党政部门任命考察,受制于人,案件本身的公正性会有影响。

   界面新闻:现在设立专门法院,比如知产法院、金融法院、互联网法院等举措,能不能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问题?关于司法责任制改革,本轮司法改革明确“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压实法官的责任。最高法巡回法庭堪称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样本,巡回法庭落户地方,排除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情因素干扰,给法官一个好的司法环境,怎么看待巡回法庭设立这几年的效果?

   秦前红:设立专门的法院,我个人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像知产法院的设立,是为了应对知识产权案件频繁出现,呈现高度的新型性、复杂性,因而需要不断总结审判经验。但是跨行政区域法院,有些制度设计是和宪法、组织法的规定相违背。有的也不符合司法规律。司法是有一个终端的,对于终极判断,只能是唯一的判断,不同的巡回法庭和最高法院有同样效力,它就是最高法的派出法庭,而不是地方法院和最高法的中间地带,所以它对于排除地方党政干扰有一定意义,但是有限,反而现在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要审判公开、及时裁判、律师去发挥作用、媒体保持适度的监督,巡回法庭也有很多积极的意义,比如上访的数量分散到各地,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也有便民的作用。

  

法治被提到最重要的议程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界面新闻: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40年,大体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回顾这40年立法,您觉得有什么经验和启示?

   秦前红:1979年,我国出台第一部成文的刑法典。后来有大修,也有修正案的小修补。我的判断是,一个轨迹是,刑法的立法更加精致化;第二是人权保障越来越突出,比如死刑的范围大幅度减少。刑法应当宽严相济,更加重视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网络新兴犯罪等,立法应当去回应。至于经验和启示,我们要从运动法治走向常规法治,在社会的常态运营中,发挥刑法的作用。刑法有它的严厉威猛的一面,也有情感温度的一面,要不断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执法和司法都要符合宪法的精神。还有,刑法要去包袱,打掉一些沉疴。有一些罪名,不太适应社会的情势,那就及时地修正。

   界面新闻:为了协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这次修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机制;二是为加强境外追逃工作力度和手段,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三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中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您怎么看待这次修法,有什么建议?

   秦前红:今年的修法,是对监察体制改革的回应吧。监察体制改革以后,出现了法律衔接的许多问题,比如监察委的调查权运用完毕后,怎么进入到下一步的刑事审判环节。国际追逃也和监察法有一定关系,因为监察法是反腐败的专门法律。近年来腐败呈现了国际化的趋势,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界面新闻:回顾改革开放40年民法立法的历程,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秦前红:民法是私法里的圣典。市场经济越发展,对民法的要求越高。民事领域的立法需求呈现了迅猛发展,过去的立法是分散化、碎片化的,现在民法典的制定是法制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工作。当然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立法的条件是不是成熟,立法的素质是不是具备,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否满足要求。对于制定出什么样的民法典,既有兴奋的情绪,也有惴惴不安的情绪。

   界面新闻:怎么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实现优质法治环境的意义,怎么解读依法治国的成果?

   秦前红:在党和国家的决策里面,法治已经被提到了最重要的议程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若干重要会议、讲话,都把司法当做很重要的问题对待。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积累了足够的样本,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可以让我们展开充分的研究,从而为中国司法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探索、研究的基础。社会普遍对司法有所期待,人民也在献计献策,集众人之力去找寻司法发展的正确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积累了很多人才基础,一个不错的司法队伍,未来我们会对司法保持良好的期待。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093.html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2018.10.29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