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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更新时间:2018-10-27 21:32:26
作者: 赵明昊  
“特朗普的世界就是全面斗争,不存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关系,只存在实力决定的交易。这正是一个世纪以前令我们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世界。”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帕特里克·鲍特(Patrick Porter)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神话”,它导致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中陷入“过度扩张”(overstretch)。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败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无休止地缅怀‘自由秩序’”不仅是“反历史的”(ahistorical),而且会损害美国对其大战略进行深入评估和重新设计的能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长期和平”并非自由主义秩序的产物,而是美苏两国在45年冷战期间保持的危险均势和随后美国主导的短暂时期的副产品。尽管特朗普是损害既有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但他远非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不应寻求回到一个想象中的、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世界的过去,而应仅限于维持一个“保全多样性”(safe for diversity)的世界秩序,从而使美国能够集中力量在国内重建可自行维持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应当看到,特朗普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正在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强烈冲击,美国“霸权变霸道”的现实、“非自由民主”问题以及跨大西洋联盟日益突出的裂痕,导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内生性危机。正如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人所言,“世界秩序”实际上从未被建立起来,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不过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秩序逐渐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展。换言之,“美国的世界秩序”正面临危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仍在形成之中。无疑,特朗普的“压制性回缩”大战略增加了国际秩序演进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这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环境和战略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取向的重大变化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总体政策取向的变化,都服从于美国自身大战略的调整。冷战中后期,为了实现施压苏联的目标,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战略伙伴,美国对华军事和情报合作的水平甚至不亚于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合作水平。克林顿执政时期,作为“接触与扩展”大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在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纲实施“压制性回缩”大战略的背景之下,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总体政策取向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转变。美国已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其对华政策取向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强硬转向。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提及中国30余次,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并在经济关系、地区角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大加指责。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份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冷战结束后尚属首次。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14年以来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其中涉及中国的表述基调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持一致。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在《国防战略报告》发布会上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寻求建立一个与它们的专制模式相符合的世界”,虽然美国还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这一文件的主要执笔人、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和部队部署的助理部长帮办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称,“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根本性转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为大国战争做准备。”

   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言论和美国国家战略文件中的涉华表态,基本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正在逐步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观”。大致说来,这一“中国观”的形成经历了三大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07~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在欧美多国发生,西方国家经济困局加深,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受到质疑。美国战略界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地向前发展,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必胜主义”情绪,其“中国观”遂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加之此后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争端、“亚太再平衡”等问题产生的矛盾日益凸显,构成了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消极演变的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三个时间节点大致在2014~2015年间。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所言,面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走向和外交姿态出现的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过去50多年来“最为激烈的辩论”。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性威胁,主张将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向“遏制”方向回调。甚至一向对中国态度温和的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走到了重大的“临界点”,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2014年10月,主要认同民主党理念的鸽派军方将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近期的国内政策和“胁迫性”外交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实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告失败,“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美国对两国关系前路之坎坷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美国战略界“中国观”的变化与其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误解和消极态度不无关联。为了避免中美陷入崛起国和霸权国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中国方面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一些美国智库专家认为,“大国”一词使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无形中降低了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伙伴的地位,会招致这些国家的不满。他们还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所主张的“不对抗、不冲突”理念,实际上“冻结”了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捍卫同盟关系的承诺,给中国“侵犯”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提供了空间。此外,他们认为“相互尊重”的含义模糊,中国可以借此将自身核心利益“泛化”,使美国失去讨价还价的可能,况且中美各自的核心利益本就有很多相互冲突之处。他们认为“合作共赢”的说法也较空泛,指责中国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与美国配合不够,在其他领域也缺乏可以操作的、可视度高的合作方案。上述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严重误读,集中体现了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显著的负面变化。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中国强硬论”“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消极论调甚嚣尘上,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日趋增多。比如,特朗普中国政策顾问、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把美国赶出亚洲,因此,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压制。特朗普另一核心智囊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称,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的衰落”。2017年3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民主党背景的战略界人士也在一份共同撰写的报告中表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的“反击”不力。同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Jr.)毫不掩饰地表示,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这一判断基本上已经成为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消极变化,美方对中国的“新时代”产生了严重误判。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未来30年中国将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前的提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外,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聚焦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势必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更多机遇。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对报告中提到的上述长期愿景进行了刻意的曲解,错误地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意欲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谋求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试图在亚太地区推进“新朝贡”(Neo-Tributary)方略。

   其中,尤以“另类右翼运动”旗手、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散布的相关言论为甚。他以“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来描述中国模式,称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谋求全球霸权,并煽动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班农称,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中国正在走上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正在击败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全球化的问题恰恰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已对西方打响“经济战”,通过输出过剩产能等方式摧毁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导致美欧中产阶层日益穷困。班农认为,美欧的“全球主义”精英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大量利益,因此不愿对抗中国,而现在民粹主义者已经觉醒,将从根本上改变面对中国时的软弱和被动。班农还号召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特朗普在推出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宣称,美国正面对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显然,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新时代”与中国所说的“新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竞争和对抗的一面。应当看到,2010年前后启动、2015年前后逐步“白热化”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到2017年已基本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在美国深度调整内外政策的同时,美国战略界的“中国观”日趋消极,毫不讳言要加大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的力度。不仅很多共和党政界人士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也明确提出,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此外,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目前已涉及经济、安全、外交、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美国担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其利益。2018年3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名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等称,中国花费巨资加紧提升其太空作战等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经贸等手段构建自身的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的影响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历史视角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大致分别采取了“接触+演变”“接触+防范”“接触+规制”的对华战略。时至今日,大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都认为,过去几十年旨在通过“接触”中国促进其实现“市场化+民主化”的战略已经失败。当前美国国内的一系列涉华消极论调表明,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正在成为美国政策界的一种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似已进入更为突出全方位制衡(balancing)的“后接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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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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