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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流亡学生”齐邦媛、王鼎钧对历史的见证

更新时间:2018-10-26 22:39:44
作者: 沈卫威  
惊得我不知所措,一时无语,随即上前,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知道他多年来习惯称自己为“失学少年”。稍稍平静,我看到“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里却饱含着泪花。你眼里为何含着泪花,那是叶对根难舍的思念。我从故乡来,触动了我们共同的根。

   流亡学生,家在兰陵,逃难到阜阳,三年短暂安定,又辗转陕南汉阴。流亡途中,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秋高气爽的丰收时节,他在我家乡宛西内乡县大王营村养病一个多月,咀嚼了我少年时代一样的食物,吸收过我成长岁月一样的营养。

   相聚几次,所言甚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情数万里,上下几千年。谈古论今,从台湾痖弦,到大陆莫言;由报纸副刊,到微信访谈。结果是一串串用大蒜头编制花环,成为我俩乡情的兴头,以至于从我家内乡的蒜头,谈到他家兰陵的蒜薹。

   他从内乡匆匆离去,半年后,在我家内乡开始了抵御日军西进的最后一场恶战——西峡口战役。我爷爷在这场战役中是运送物资的车夫。

   故国、故乡,乡愁、离散,失学、流亡,一切被文学符号化为流动的文字。远离故乡,你把自己离开时随身携带的母语当作你真正的故乡。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语言是敞开的存在之家,是诗意的道说者的栖居之地。诉说、倾听、灵光、感觉、梦游、自在,一切与自我存在相关联的活动,都落实在随身携带的母语之中。语言即故乡,乡愁是美学。

   当流亡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被问及“是否想念故国”时,他的回答是:“我身所在,即是德国!”

   当有人问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波兰在哪里?”他回答:“波兰就在我身上,我就是波兰。”

   这正是阿多诺强调的“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同故乡唯一没割断的联系只是这纯正的汉语。

   对于纯正汉语的态度,王鼎钧是认真的。当别的价值都可以被异国他乡的生活毁掉的时候,他说这个价值,我不能毁掉它,文心安处是吾乡。

   二〇一七年六月,我们第二次在纽约相约,我还文学大师一个敬礼。

   两万里云月,心有千千结,久结如岩石璞化。王鼎钧远离故土,离黄河日远,他十三年磨刀,十七年琢璞。在流亡中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怒目少年》以细节见真相、彰思想、显人性、流趣味、露才情。

   王鼎钧十二岁时,抗战爆发,也因此失学。十四岁那年,他成为家乡抗日游击队的成员。三年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在安徽阜阳,被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鲁籍名将李仙洲创办的流亡学校所收留。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流亡学校,是这个怒目少年生命历程的意志期。他说这一段生活矫正了情感期的弱点,也为下一期“关山夺路”积蓄了力量: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像滚水,有时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版,1—2页)

   同是流亡学生的作家朱西宁感叹:“今人每谓抗战精神,皆多简化为艰苦奋斗,那可仅能言其表相,唯《怒目少年》得其真谛,故能显现真相。这就是散文大家的意境。”

   “我用了十七年,是要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很多作家写他的痛苦,是把痛苦转嫁给读者,让读者痛苦。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但至少我要做到写的东西使读者得到启发而不仅仅是痛苦的转嫁。”(《东鸣西应记》,167页)王鼎钧这样说来看似超然、洒脱,或佛禅所谓的放下,却是在近三十年被台湾“特务”的“有限度的审查”的监控下练就的,因为“特务比编辑的要求要高,要越过更高的门槛,就是更高要求自己”。这在写作中是要求自己思考必须严谨周密,既注意文字的放射性又要保持内在的张力。

   见与不见,事实就在那里;煽情或不煽,乡愁充盈字间;是史诗抑或自传,读者判断。唯怒目少年之心已在澄明中归于静穆。

   得佛禅顿悟,化四弘誓愿:通文心、行文路、登文境、兴文运(《东鸣西应记》,192页)。曾经的怒目少年,已是文学江湖的千手捕蝶人。

   纽约时常有他的身影,文学界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鼎公”,于我则是一道最美的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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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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