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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18-10-26 08:11:37
作者: 凌胜利  
依存指数可赋值为4,经济偏好赋值为0.8;40%—60%,依存指数可赋值为3,经济偏好赋值为0.6;20%—40%,依存指数可赋值为2,经济偏好赋值为0.4;20%以下,依存指数可赋值为1,经济偏好赋值为0.2。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根据其过去三年的平均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发现日本的经济偏好为0.4、韩国为0.8、澳大利亚为0.4、菲律宾为0.6、泰国最高为1。

   除了战略偏好之外,共同利益也是影响美国亚太盟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共同利益对于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如果A国与B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较多,A国会更倾向于增进与B国的关系。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它们与中美两国在安全和经济方面都存在共同利益,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实行动态平衡也离不开它们对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的权衡。

   总之,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体系压力、战略环境、战略能力和共同利益权衡的结果,体现为动态平衡。美国亚太盟国中美之间的动态平衡时也可以视为同时对中美两国实施双向对冲,其意图在于寻求兼得中国的经济红利和美国的安全保护。对于美国亚太盟国,其务实的战略选择是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不过这种相对平衡具有动态性,与中美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当体系压力不大时,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可以兼顾安全与经济战略偏好,并根据共同利益关系同时增进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实施双向动态平衡。当体系压力增大时,如果中美竞争涉及亚太盟国,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与经济的战略偏好的兼顾会变得困难,形成了选边困境。美国亚太盟国会根据本国战略偏好、利益的需要暂时实施与中美其中一方改善关系的单向平衡战略或双向动态平衡。不过美国亚太盟国在实施动态平衡时也会影响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从而使得动态平衡有了内在循环的驱动力,其平衡更多呈现过程性而非结构性。具体而言,美国亚太盟国的动态平衡战略呈现如下三种情形:一是当体系压力增大时,如果竞争涉及盟国,选边困境增大,且联盟”被牵连”困境增大,更为关注选边困境。如果是经济偏好较强的话,动态平衡会体现为靠近中国的单向动态平衡;如果是安全偏好较强的话,根据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果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更有可能是双向动态平衡;如果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更有可能优先强化与美国关系的单向动态平衡。

   二是当体系压力增大时,如果竞争涉及盟国,选边困境增大,且联盟“被抛弃”困境增大,更为关注联盟困境。如果是安全偏好强的话,动态平衡体现为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单向动态平衡;如果是经济偏好强的话,根据与中美两国的利益关系,如果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更有可能是双向动态平衡;如果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更有可能优先强化与美国关系的单向动态平衡。

   三是当体系压力变小时,选边困境出现弱化,美国亚太盟国基于本国的战略偏好和利益关系能够较为灵活地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双向平衡相对更为容易。

  

五、案例分析

  

   2016年韩国和菲律宾与中美关系的改变可以视为两国动态平衡战略的调整,是两国根据体系压力、战略环境、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所做出的选择,这也意味着未来两国因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基于动态平衡而再次调整。

  

   (一)韩国转向

  

   自从2016年7月韩国宣布要部署“萨德”系统以来,中韩关系急剧恶化,韩国在中美之间原先保持的相对平衡战略也暂时破产。韩国为何会调整在中美之间比较舒适的大国平衡战略?

   有关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既有的分析大体总结了六种原因。一是安全威胁的驱动。朝鲜核导试验加剧了韩国的安全威胁认知,部署“萨德”则被韩国政府和民众认为可以在防卫朝鲜和保护国家安全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安全问题涉及生死存亡,为了安全利益可以牺牲一些经济和外交利益。二是美国扮演推手。很多分析认为美国是主要原因,因为“美主韩从”的美韩联盟决定了韩国的安全战略必须屈从于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况且,不管是从政府还是公司层面来看,美国都是关键推手。无论是渲染朝鲜威胁,还是推动“萨德”入韩,美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存在依赖,受迫于安全威胁增大和联盟困境加重,韩国不得不强化联盟关系,部署“萨德”是重要举措。三是韩国民意的导向。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前,2016年2月,韩国《中央日报》调查研究组针对韩国1000名成年男女进行的紧急问题民意调查显示,对于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有67.7%的人表示赞成,仅有27.4%的人表示反对,并且几乎所有地区和年龄层都赞成部署“萨德”系统。因而一些分析认为韩国部署“萨德”是顺应国内民意的举措。四是对中国的不满。朴槿惠政府之所以坚持引进能够危害中国安全的“萨德”反导系统,是因为其笃信“朝核问题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没有有效管控朝鲜。也有很多韩国民众认为中国反对部署“萨德”是干涉韩国内政,损害韩国主权的表现,这也促使韩国为了显示其独立主权在“萨德”部署的态度上更加强硬。由于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强硬反对态度,导致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急剧下降,2017年3月的数据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2010年以来首次低于日本。五是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缺失。从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由于东北亚地区缺乏比较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也使得各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比较明显,韩国认为其部署“萨德”是基于应对朝核威胁,但这一举措又加剧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不安全。六是中韩相互误解所致。中韩之间对于对方可能都有过高的期待,都受制于愿望思维。中国可能过于期待韩国顾及当时较好的中韩关系而不部署“萨德”,而韩国则可能期待中国顾及较好的中韩关系而不对韩国部署“萨德”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双方之间可能都出现了偏离客观现实的判断。此外,也有一些分析从美韩军方等利益集团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上述分析对于理解韩国的战略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韩国在中韩关系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出现对外战略大转向还有待深入分析。

   韩国是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的国家,与此同时,韩国的安全环境堪忧,朝鲜的安全威胁持续存在使得韩国在安全方面不可掉以轻心,韩国面临的经济与安全环境使得其经济偏好和安全偏好均较高。对于韩国而言,不可简单地认为韩国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实际上韩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与中美两国都存在共同利益。近年来,随着中韩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日益密切,经济利益诉求方面对中国更多一些。这在贸易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在投资方面,中国在韩国投资却不如美国多。数据显示,2015年与2016年,韩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是8.3%和7.8%,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是16.5%和15.0%。安全方面,韩国对中美两国都有合作诉求。韩国认识到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美两国的任何一方,相对而言,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诉求要更强一些,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也要更多一些。

   由于韩国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方面都存在共同利益,因而韩国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推动中韩、美韩关系平衡发展有助于扩大战略空间。韩国也认识到对华、对美关系中存在的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脱节问题,努力推动经济与安全两个“轮子”协调前进。以往韩国是尽可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即经济上不断增进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安全上也不断强化美韩联盟和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在中美竞争所造成的体系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韩国的两种偏好基本可以同时兼顾,双向动态平衡也相对比较成功。但随着中美主导权竞争加剧,导致亚太地区的体系压力增大,韩国所面临的选边困境增大,两种偏好的内在冲突增加。

   对于“萨德”入韩所引发的战略调整,实际上更加符合第二种情况。在体系压力方面,中美竞争导致体系压力增大,选边困境增强,且因朝鲜威胁加剧导致联盟“被抛弃”困境增大,更为关注联盟困境。韩国由于安全偏好更强,因而动态平衡体现为暂时强化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单向战略平衡。具体而言,在战略偏好方面,由于受朝核危机加剧影响,韩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大,其由一般战略环境转变为特殊战略环境,其安全偏好会增强一个等级,而经济偏好则相对下降,出现了为了安全利益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韩国在平时的安全偏好是0.6,经济偏好是0.8;随着朝鲜核威胁的增强,韩国的安全偏好会提升到0.8,而经济偏好会下降到0.6,安全偏好强于经济偏好。与此同时,韩国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在发生改变:显著体现在韩国与中国的安全共同利益减少,经济共同利益由于韩国的经济偏好下调也有所缩减。韩国与美国的安全共同利益则是进一步提升。在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权衡上,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如此,韩国的动态平衡战略体现为暂时改进与美国关系的单向动态平衡。

   对于韩国而言,其长远打算仍然是想在中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与此前与中美两国交替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亚投行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样,希望通过与中美两国共同加强关系的方式实现动态平衡。不过由于“萨德”问题涉及中国战略安全,其以往的双向动态平衡难以快速形成,于是就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单向动态平衡。不过就未来前景来看,如果中美竞争所导致的体系压力依然居高不下,韩国的双向动态平衡的难度增大是常态。对于中韩关系而言,一旦韩国认清楚了这一态势,其在动态平衡中会更加注意用力过猛,避免涉及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核心竞争。此外,随着韩国安全威胁认知的改变,其战略偏好也会有所调整,中韩之间的共同利益会增加,中韩关系恢复的可能性会增大。

  

   (二)菲律宾转向

  

杜特尔特上台后,在与中美两国关系上采取了与前任阿基诺三世截然不同的政策,可以说是从“选边站队”回归“大国平衡”。究其原因,目前的分析可以归结为六点:一是国内经济发展驱动。既有研究大多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将菲律宾的首要任务定位于发展经济,因而希望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而获取中国的经济援助与投资,助力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从而纠正阿基诺三世政府期间因中菲关系恶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是国内政局稳定的需要。对于杜特尔特政府而言,化解以至消除菲律宾境内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需要稳定的外交环境,这就需要同中国改善关系。三是菲律宾对中美实力的认知更为清晰。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和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杜特尔特认为中国和美国一样重要,要理性看待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因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很有必要。四是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所致。杜特尔特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其本人经历和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分不开。与此前的菲律宾领导人和美国的关系相比,杜特尔特与美国没有密切的私交,在个人经历与情感上对于美国没有明显的倾向和依赖性。五是基于菲律宾总体国家利益的务实认知。阿基诺三世推行强硬对华政策,给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杜特尔特的政策调整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在将国内发展作为国家利益重心的情况下,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成为杜特尔特政府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诉求,也关系到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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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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