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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18-10-26 08:11:37
作者: 凌胜利  
实现“集势以胜众”的效果,因而中美两国都会积极争取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亚太盟国)的支持。美国亚太盟国也会利用中美的这种需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实施大国平衡战略,这也被认为是目前的合理选择。

   美国亚太盟国不仅面临着联盟困境与选边困境的双重困境,两大困境之间还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一旦中美竞争加剧涉及美国盟国,体系压力增大,选边困境增大,与此同时,美国亚太盟国根据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的强弱做出选择,如果是“被牵连”困境增强,会优先考虑选边困境;如果是“被抛弃”困境增强,会优先考虑联盟困境。为了应对双重困境,美国亚太盟国只能在中美之间实行动态平衡,从而缓解双重困境的压力,更好地实现本国的利益。

   虽然学者们大多认可在选边困境下采取“大国平衡战略”或“对冲战略”对美国亚太盟国而言是明智选择,不过在这种战略实施的困难上存在分歧。相对而言,无论是大国平衡战略还是对冲战略,美国亚太盟国都不是对中美两国均等对待的“等距离外交”,而是不断动态地调整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进而缓解其双重困境。因此,对于美国亚太盟国在双重困境下的战略选择,需要分析其战略原理和调整机制,把握其“动态平衡”的基本规律。

  

   四、动态平衡: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

  

   本文将大国平衡战略界定为国家为了在多个大国之间寻求相对有利的处境,尽可能获取较大的战略自主性,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大国而寻求同时与其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从而可以周全地实现国家的多种战略偏好。这既避免了“选边站队”,也不意味着在大国之间实施等距离外交。即便是美国亚太盟国,也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实行大国平衡战略。毕竟美国亚太盟国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队”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它们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

   不过无论是哪种平衡,都意味着这些国家想同时与中美两国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由于目前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因而中美主导权竞争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困境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在中美之间实行动态平衡也很有必要。

   本文认为,美国亚太盟国为了缓解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会基于战略偏好和共同利益在中美之间实施动态平衡,其战略选择体现为暂时优先考虑中美一方的单向动态平衡或灵活发展与中美双方关系的双向动态平衡。单向动态平衡是指暂时与中美其中一方增进关系,以削弱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进而在双重困境缓解后可以较为灵活地实施双向动态平衡;双向动态平衡是指可以相对灵活地发展与中美双方之间的关系且不会使其面临的双重困境过分加重。

图1双重困境与美国亚太盟国的动态平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体系压力是指亚太地区的体系压力,主要受中美关系影响。对亚太国家而言,这种体系压力将决定它们的战略空间,影响它们在依赖性与自主性上的选择困境。在本文研究当中,基本认可将中美关系视为体系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亚太盟国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增大,而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体系压力也随之削弱,不过如何判断体系压力至关重要。

   虽然学术界基本认可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地区体系压力的主要因素,但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体系压力还有待深入研究。刘丰认为,“体系压力由地区体系在结构和进程两个维度的特征决定。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而进程则取决于崛起国与体系内其他大国(尤其是主导国)之间的互动模式。由此将体系分为强对抗体系和弱对抗体系”。至于如何判断竞争强度,需要考虑到议题领域的差异,区分安全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不同。相对而言,权力变动比较好观察,而大国互动模式或者大国竞争关系却不好判断。本文认为,由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一直缓慢延续,对于体系压力的考察可更关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强度,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竞争领域的广度;二是竞争的烈度。

   就竞争领域的广度来看,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中美正在走向全面竞争,中美战略竞争涵盖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地区机制等多个领域。中国实力的增强导致其对国际地位的诉求提升,但美国并不愿意释放权力空间,这也导致中美的竞争几乎在所有领域出现,而不仅仅是核心的安全、经济领域,美国也以此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而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行为被视为“强势外交”,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因此加剧。简而言之,中美之间的竞争广度较以往更多一些,实现了从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的扩大,从利益竞争向规则竞争的演变,从双边领域向地区、全球层次的拓展,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也越来越具有地缘意义和战略意义。

   就竞争的烈度来看,可以有三个观察维度:其一是中美竞争不流于形式,对深层次的规则、秩序的竞争日益显著,由战术竞争转变为战略竞争。奥巴马政府期间,对规则主导权尤为重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更加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周边事务,近年来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也更加积极主动。这也导致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规则竞争趋向激烈,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都从深层次的规则和秩序角度予以应对,以此限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拓展。中美竞争加剧使得美国对盟国在地区制度参与上的限制增强。其二是对友好国家(朋友)的竞争强度。中美两国都将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视为地区主导权的基础。中美主导权竞争促使两国增强了对友好国家的战略需求,从而要求这些国家与其保持一致性。从美国阻止盟国和伙伴参与“一带一路”、亚投行来看,实际上就是朋友竞争烈度的表现。其三是对核心利益的竞争强度。中美两国竞争的底线实际上涉及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包容程度。比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相互尊重”实际上就包含了对核心利益的认可。不过中美两国在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上存在分歧。就中美竞争强度的判断而言,可以主要观察美国对待中国核心利益的态度。

   总之,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越激烈,体系压力就越大,如果中美竞争涉及盟国,美国亚太盟国的选边困境就越强烈,国家偏好也就更难多元化兼顾,战略选择困境增大。

   除了体系压力外,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也受到战略偏好的影响。国家战略偏好分为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两种。安全偏好包括国家所追求的安全目标和对安全利益的认知。经济偏好主要是指国家对与外部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关系的需求和对经济利益的认知。本文主要依据战略能力来界定国家的安全偏好强度、对外贸易依存度界定国家的经济偏好强度。

   国家战略能力是指运用国家战略的能力,相较于综合实力而言,更能体现国家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判断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基本上可以从经济、军事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进行观测。经济方面主要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参考(见表1);军事方面主要以军事开支为衡量标准(见表2);国际地位则主要参考国家在重要的国际或地区组织中的地位(见表3)。一般而言,国家的战略能力越强,就越有能力追求独立性,其对安全利益的偏好也会更强烈一些。国家战略能力越大,其应对双重困境的能力也就越强。国家战略能力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国家战略选择的空间,也影响了国家的利益认知与诉求。

   经济偏好主要由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决定。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反映其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越密切,也越有动力追求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和平时期选民的态度往往与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国内支持与选民对经济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因而政府的对外政策需要不断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强度,也决定了国家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偏好强度。

   本文主要将国家的战略偏好区分为安全偏好和经济偏好,并且对不同偏好的强度赋予系数。对于美国亚太盟国而言,如何在不同偏好中进行权衡,既要考虑到偏好系数的差异,也要考虑战略环境对战略偏好的影响。战略环境可以区分为特殊战略环境和一般战略环境:特殊战略环境是指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较为紧迫,战略选择受限较多;一般战略环境是指国家并不面临着较为紧迫的安全威胁,战略选择相对有限。国家的战略偏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一般而言,如果国家面临比较紧急的特殊战略环境,其对安全利益会更关切,安全偏好会增强一个等级,而经济偏好则降低一个等级;如果是较为一般的战略环境,其会回归正常的战略偏好。战略环境对战略偏好的变化发挥着干预变量的作用。战略能力的差异会影响国家对不同类型利益的认知。相对而言,国家战略能力越强,其安全偏好也会越强。依据自身战略能力,国家对于本土安全、周边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的诉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强国、大国更有战略能力追求国境之外的安全,因而其安全偏好也就更强烈。

   从表1美国亚太盟国GDP来看,2014—2016年,日本GDP位居世界第3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经济大国;韩国和澳大利亚基本在第10—15位之间,可以视为地区经济强国;泰国在第25—30位之间,菲律宾在第30—40位之间。

   就美国亚太盟国军费开支而言,2014—2016年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开支世界排名在第5—10位之间,澳大利亚在第10—15位,泰国和菲律宾两国的军费开支规模与GDP排名基本相当。

   就美国亚太盟国的国际地位而言,笔者主要选取了这些国家在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以及重要的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东盟和东亚峰会)中的地位,可以发现日本国际地位最高,其次是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后是泰国和菲律宾。

   我们可尝试将不同国家的战略能力区分为五等:战略能力超强的全球性大国,赋值为5;战略能力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赋值为4;具有地区影响的中等强国,赋值为3;具有次区域性影响的小国,赋值为2;几乎没有国际影响的小国,赋值为1。战略能力决定安全诉求偏好:全球性大国具有全球安全诉求,赋值为1;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对全球安全的部分领域有诉求,主要是地区安全诉求,赋值为0.8;具有地区影响的中等强国,有地区的局部安全诉求,赋值为0.6;具有次区域性影响的小国,存在次区域和本土安全诉求,赋值为0.4;几乎没什么国际影响的小国,主要是本土安全诉求,赋值为0.2。综上所述,可以对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能力参考以上标准进行赋值:日本赋值为4,韩国、澳大利亚赋值为3,泰国和菲律宾赋值为2,三组国家安全偏好诉求赋值分别为0.8、0.6、0.4。

对于一国的经济偏好而言,主要考察该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情况,以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参考标准。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偏好。依据对外贸易总体依存度,其经济偏好可以做如下赋值:对外贸易依存度在80%以上,依存指数可赋值为5,经济偏好赋值为1;60%—8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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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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