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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东波:《中国现代诗选》——最早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现代诗集

更新时间:2018-10-26 00:16:59
作者: 卞东波  

一、引言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历来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步骤。西方人翻译中国诗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时代,当然最早翻译到西方世界的中国诗歌肯定是中国古诗。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诗歌比较幸运,从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不到20年就被介绍到西方,最早比较全面地将中国现代诗歌译介到西方世界的是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与陈世骧(1912—1971)共同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一书。此书最早于1936年在伦敦由Duckworth出版社出版,后于1975年由纽约Gordon出版社重印。当代学者较少注意这部最早译介到西方的现代诗选(1),但此书出版后不久便在当时中国学界引起了比较热烈的反响(2)。著名学者吴兴华(1921—1966)的意见在当时具有代表性:

   因了认识不足的原故,我们的新诗选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能代表时代的。然而真能称得上是一本标准的第一种的诗选,也是没有……说来也惭愧,外国对于中国诗认识本少,对于中国的新诗认识更少,我们还有一本极其卓越的《现代中国诗选》。实在说起来这本诗选比我们现在所有的诗选,全都高出多多。(3)

   这部英译的中国新诗选甫一出版,几乎立刻就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与称扬。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译本之出版距1917年由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并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据笔者管见所及,此书应该是第一部翻译为英文,且在西方国家出版和传播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4)。

   《中国现代诗选》(下简称《诗选》)是对中国现代诗史上15位诗人96首诗的翻译与注释,前有艾克顿撰写的《导言》,其次是废名所撰《论现代诗对话录》的英译,最后附有15位诗人的传记资料,包括林庚与戴望舒两位诗人论诗资料的翻译。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是翻译,但艾克顿所撰《导言》亦非常重要,此文可能是西方世界较早研究中国现代诗的论文(5)。这篇《导言》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讨论中国的新诗,接着自然要说到中国新诗的创始人胡适。但艾克顿显然对胡适评价不是太高,故而《诗选》中也没有选他的任何一篇作品。他评论胡适的新诗说:“作为白话诗史上第一篇作品,它保留着一种奇怪的面目:不但形式,而且胡适押韵的声调,今天看来都非常老旧——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幼稚的古典律诗的‘现代化’;从最坏的方面来说,就是对他自己喜欢的欧洲诗句的改写。”其后他又评论了冰心的诗,虽然没有苛评,但在《诗选》中并没有选冰心的诗。他将郭沫若与徐志摩的诗视为“从实验的废墟上走出的两位新诗人”,他虽然也翻译了郭沫若的诗,但对他的评价没有徐志摩高。接着他评论了《新月》派的诗人,但他最欣赏的还是更年轻的诗人,如林庚等人。这篇《导言》虽然是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早期新诗的品读,但也代表了当时国际学界对中国新诗的评价,值得今天学者重读。

  

二、哈罗德·艾克顿、陈世骧与《中国现代诗选》的翻译

  

   《诗选》是哈罗德·艾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的成果。艾克顿是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可谓集意大利、英国与中国三种文化于一身。他1904年7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附近。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贵族家庭的后裔,这一家族从18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定居,他的母亲则来自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艾克顿从小生活在极其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在建造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芘特腊别墅(Villa la Pietra)中,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并在此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艾克顿长大后,父母将他和哥哥送到英国的名校就读。1918年进入伊顿公学,1923年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成立于1546年)学习。1926年,艾克顿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到了意大利。

   彼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甚嚣尘上,艾克顿对当时的局势颇感沮丧与失望,遂于1932年来到中国。直到1939年离开,他在北京生活了7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但很快就迷上了中国文化。艾克顿过世后,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在“1932至1939年间……住在中国,从事翻译和讲学,并沉缅在中国戏剧和诗歌的研究中”(1994年2月28日)。这段文字对他北京生活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他在北京遇见了陈世骧。陈世骧毕业于北大,是艾克顿的学生,曾经听过他至少两年的课;甚至从1933年7月起,陈世骧就一直住在艾克顿家中。二人合作翻译《诗选》当在此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艾克顿回到英国,参加了皇家空军。1945年,艾克顿返回意大利定居,开始潜心研究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历史(6)。1994年2月27日,艾克顿在拉芘特腊别墅去世,身后留下5亿美元的遗产,全部赠予了纽约大学。

   艾克顿在中国生活了将近7年,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和仰慕者。虽然离开了北京,他仍怀着很快就能回来的希望,并未停止支付北京寓所的房租(7)。尽管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北京,但艾克顿终生保持着对中国的热爱,继续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包括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的短篇白话小说、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牡丹亭》的部分内容以及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全本的《桃花扇》(8)。他还写作了一些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如《牡丹与马驹》。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机(9)。

   关于艾克顿在北京7年的生活,其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10)中有详细的记载。这部自传中有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特别是艾克顿在北大任教时,他与当时的中国青年诗人交往的记录,这其中就有很多人入选他所翻译的《诗选》。

   艾克顿来到中国那年,他的合作者陈世骧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陈世骧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与湖南大学教过几年书,之后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此后他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除了《诗选》,陈世骧和艾克顿还合作翻译了《桃花扇》。陈世骧1971年去世之后,艾克顿还撰文深切悼念他的这位合作者。关于《诗选》编选的过程,无论是艾克顿的自传,还是陈世骧的遗文中,直接的史料并不多。不过,可以想见,陈世骧在他们的合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1),他的工作可能包括遴选诗人与诗作,承担主要的翻译工作,并为入选的诗人撰写小传。许多入选的诗人都是陈世骧的朋友,因而他对这些诗人和诗作有直观生动的感受。当然,艾克顿的作用也很关键,他的诗学观奠定了此书的总体基调。

   另一个还要提到的人物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英国文学教授温源宁(1899—1984)。他是艾克顿的朋友,同时也是陈世骧的老师。在1935年,温教授与数位学者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在1935年8月出版的《天下月刊》第1卷第1期上,我们可以看到艾克顿与陈世骧共同翻译的中国现代诗的最初样态。据此可知,他们的翻译工作至迟于1935年时就已经有了雏形,而且这项工作得到了温源宁的大力支持,并为艾克顿与陈世骧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园地。

   他们的翻译同样出现在美国的期刊上。在《诗选》的题词中,艾克顿提到有些译诗已经发表在芝加哥的刊物《诗:一本关于诗的杂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并对编者哈丽特·蒙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表达了深深谢意。他说:“她的鼓励在我们译稿打磨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蒙罗与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于1911至1912年间首次访问中国。蒙罗本身也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出版过不少诗歌评论方面的著作。蒙罗从中国返回美国后立即创办了《诗》,开始向美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意象派诗人与包括中国现代诗在内的世界范围的“新诗”。

   促使艾克顿着手翻译中国现代诗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本人对诗歌的热爱。艾克顿还未从牛津大学毕业时,就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水族馆》(Aquarium,1923)和《印度之驴》(An Indian Ass,1925),同时负责了《牛津诗刊》(Oxford Poetry)一年(1924)的编辑工作。一则关于他的著名轶事,称他在牛津的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的聚会上,对着麦克风背诵了T.S.艾略特的名诗《荒原》。艾克顿受到艾略特文学思想的影响,也在《诗选》编纂中留下印痕。

  

三、现代诗与现代诗人

  

   让我们重温一下《四库全书总目》对选集功能的定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12)从上可见,选集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但有文献保存之功,更重要的是具有文学批评的功能,即所谓“文章之衡鉴”。从入选诗人与诗作的名目与数量多寡,到选家的体例与编排方式,无不体现出所谓“操选政”者的独特美学趣味与文学观念。《诗选》无疑是一部极有特色与眼光的诗选,正因为选择的诗人与众不同,甚至有点偏离当时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以甫一出版,立即让人印象深刻,这由当时中国学者撰写的书评可见一斑。《诗选》并未选入胡适、刘半农这些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白话”诗人;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如李金发、施蛰存等人亦概莫入选,这就透露出强烈的信息。艾克顿在《导言》中评论林庚之诗时说:“与其说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不如说他有丰沛的灵感,而且这些灵感比那些《新青年》杂志诗人在欧洲及上海急速孕育出来的灵感有一个更有力的资源。”从此语可见他对上述两类诗人的意见。下面将入选诗人情况列一简表以作进一步说明:

   《诗选》共选入15家诗人:陈梦家、周作人、冯废名、何其芳、徐志摩、郭沫若、李广田、林庚、卞之琳、邵洵美、沈从文、孙大雨、戴望舒、闻一多、俞平伯。有些诗人在后世是以学者、教授的身份而著称的,如陈梦家、林庚;另一些则因散文与短篇小说创作而广为人知,如周作人、废名与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与白话诗人先驱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较为年轻的一辈。大部分人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在“五四”运动后进入大学。年龄最大的是郭沫若,最小的是何其芳。上表还列了《诗选》出版前,一些诗人出版的诗集,《诗选》之选编很可能参考了这些诗集。陈世骧曾说:“凡是现代出过诗集对新诗有影响的诗人都分开讨论一下,以他们的作品为主,范围不怕狭,甚至只选一两首他的代表作来批判,从小地方推敲,把他们所用的工具检讨一下,用具体的例证判断他的情调、风格,成功与失败,总比空泛地讲些‘内容’、‘形式’、‘艺术与人生’好些罢。”(13)此语正道出了他编译《诗选》的动机与方式。

《诗选》翻译了郭沫若的3首诗,但似乎对他评价不高。在《导言》中,艾克顿指出:“与同代人相比,他(郭沫若)的热情与力量令人难忘,对他的同胞来说惊人地新奇,但给西方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没有那么深刻。”又说:“很多人高度赞扬《凤凰涅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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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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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 , 54 (3)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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