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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从校园诗人到青年法学家

——35岁年份上的追忆与致敬

更新时间:2018-10-24 08:32:26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还包括每一位具体的任课教师。在走出第一座“大山”的崎岖道路上,母校严谨的学风、朴实的师资与教诲、不屈的奋斗精神及充满温情和善意的细节扶助,成为我人生无法忘怀的宝贵记忆与财富。

  

   三、砥砺前行:在“法治报国”的路上

  

   2002年9月,我进入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南京大学是非常适合我的综合性大学。除了专业课程,我还有机会听到很多精深而前沿的跨学科讲座。本科四年,我一半多的知识以及对“法治”理想与使命的透彻理解,竟然是来自跨越文史哲、政经法的各种讲座。中国的法学界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及公共思想家,他们的言谈举止尤其是文字和观念力量,通过讲座及公共写作传达于转型中国的多重角落。这种“法学公共性”对我吸引和启发很大,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吗?  

   我听讲座有个习惯,就是必须记笔记,先草记,事后再精心整理。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讲座中又没有搞清楚但给出文献线索的,我会去图书馆查资料自主研究。我当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及有意义的知识探险过程。这种跨学科听讲及延伸学习,不会增加学分,甚至与专业课程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非常关键,塑造了我对更宽广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兴趣。不要小看了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兴趣,它会帮助人养成一种特别的思想气概和风度。我现在的公共写作甚至专业写作,也会时时展现这种跨学科与整全主义的思想风格。这种风格更像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是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盛行后的专家。当然,身处我们这样一个技术理性主宰的精细分工时代,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在专业槽与思想面之间求得动态平衡,否则或者“一叶障目”,或者“志大才疏”。因此,我现在常常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最优秀的法学家必须做到一流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咨询专家的结构性融合。

   本科四年,我最终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保研北大法学院的资格,在2005年9月下旬经过激烈竞争通过了北大法学院的保研考试。我清晰记得,保研考试那一天,李敖先生在北大公开演讲,而第一次走进北大,绕湖徜徉之际,赫然见识“未名湖”碑,未名地感动,认为自己最终属于这里。这也许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高三与高四错过的“北大”又在本科毕业之际来临。硕士两年,博士四年,我立足“宪法与行政法学”的专业训练及公法学思想基础的打磨,取得了学术上的较大进步。2012年7年,我博士毕业,入职北航,成为一名法学讲师。2016年7月,我晋升法学副教授。    

   在“法治报国”的路上,从学术选择与布局来看,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聚焦的过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村民自治,这与我农村生活的切实感受及对中国基层治理秩序的深切忧虑有关,当时的学术思考是以“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重构村民自治,将村民塑造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并通过自治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及参政权利。但随着新型城镇化及国家主义法治逻辑的向下延伸,以及不平等城乡关系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半社会化”,村民自治的“民主递进”理想没有实现,甚至其自身也遭到了乡镇行政权力的重重渗透与控制。这是自治民主与国家建构的法权难题,我们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法权结构之中,村民自治难以按照原初规范设计顺畅运行。于是,在博士攻读阶段,我选择了“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作为主攻方向,希望通过对宏观宪制结构及民主政治过程的制度激活,推动国家政治的规范转型。这一学术方向需要进行法学与政治学的多重知识准备,也是我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得以深化及体系化的关键阶段。博士论文最终在2015年以《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为名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洋洋40万字。原高二(4)班举行毕业15周年师生聚会时,将我的这本书作为回报礼物赠送给参加聚会的每个老师,得到好评。这也是我颇感欣慰的一种回报形式。这个学术方向得到了一直的坚持,它事关对中国宪制模式的整体解释与改革设计,也事关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类型化比较与建构。这一方向的延伸研究已有新的专著体现,即《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14年—2015年,我有机会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Leslie Wright Fellow),从事关于香港政改及基本法秩序的专题研究。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一国两制。这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一国两制是中国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最具辩证法色彩、制度实用主义与改革试验精神的宪制安排。一国两制最初针对台湾问题设计,但优先适用于港澳,并具体形成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宪制成果。在这一领域,我坚定了国家改革开放及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看到了国家治理的弹性与智慧,看到了国家主导下的一个中国版“全球治理”样本的形成。一国两制的成功,尤其是近来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将使世界确信,中国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是全球制度公共品的正当供给者。在这一领域,我已相继出版两本专著:《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和《后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我还有幸受邀作为嘉宾做客CCTV4的回归特别节目,解析一国两制二十年的成就与智慧。  

   从村民自治到政治宪法再到一国两制,这些具有现实关怀又深植法学理论根基之中的学术研究方向,对我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学思想体系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当然,我还时时记忆并保持着高中时代历练而成的思想与写作习惯,不仅在国内诸如《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法学评论文章,也在诸如《南华早报》、《明报》、《多维CN》等开设“名家专栏”,以学识和责任感向海外解释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内在智慧。  

  

   总之,这是我在母校90周年华诞之际提交的一份游子答卷,也是一种真挚的回报与回馈。我了解并理解,这些年涟水的中等教育格局早已打破了曾经的“西周”范式,而进入了一种“春秋战国”式的大分化格局,更有来自市区名校对优质师资与生源的残酷竞争和吸纳,因而母校之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通过我这些年与母校老师及师弟师妹的实际接触来看,母校整体上的朴实奋斗的精神依然强健,只要政策配置合理、激励得当以及坚持优良传统,其未来发展仍然可以期待更加辉煌。有高潮就有低谷,有辉煌就有挫折,这本是人世万物之常态常理。

   这是我的个人回忆与理解,也希望为母校的再接再厉及转进奋斗提供一种独特的精神支持,更希望能够为具体奋斗在一线的每个母校教师和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局部可参照的过往个案,也许他们某一刻的困惑及求解与我类似,因此可据以获得知识及精神突围的某种启示。“大山”依然横亘,高考依然显示其最公平和最残酷的本质,而母校的“驿站”角色与功能必将在90周年华诞之际更加异彩纷呈。除了祝愿与分享,作为母校校友的一分子,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愿意回报及密切关注的热情,我想这也是90年“涟中精神”给我们校友打上的必然烙印。          

      

  

   (本文摘要发表于《涟水日报》2018年10月18日和《法治周末》2018年10月25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涟水中学2001/2002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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