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穷孩子、富家子与濒临破碎的美国梦
——读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
俄勒冈本德镇的“凯拉”,她生在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亲打零工勉强度日,凯拉有五个兄弟姐妹,要么同父异母,要么同母异父,属于典型的“拼盘家庭”。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凯拉跟着父亲,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父亲中途又患重病,凯拉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当初父母离异给青春期的凯拉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她性格变得孤僻自闭,抑郁症状表现日趋明显,他怀疑生活,怀疑他人,对凯拉来说,“这个世界变幻莫测,难以驾驭,充满恶意。……在她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稳重可靠的长辈。‘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生活的一切都在瓦解、崩溃’”
还有在亚特兰大北城一座破败的购物中心里干打包杂物体力活的“伊利亚”,还有加利福尼亚橘子郡的“罗拉”和“索菲亚”姐妹,还有住在费城最危险的街区肯辛顿的“丽莎”和“艾米”姐妹,还有……这一幕幕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美国年轻人的生命悲歌,绝非作者刻意筛选出来以博取布尔乔亚们同情的素材,而是一场遍及全美的“美国噩梦”来临的朕兆。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怀疑作者选择讲述案例的所谓“客观性”,但那些关于美国贫富分化、阶级隔离的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却不会骗人:“从克林顿港到费城,从本德镇到亚特兰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间的经济悬殊是每一段故事的关键情节。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变的是令闻者伤心,甚至感觉到危机将至的伏线:下层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父母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
三 《我们的孩子》与我们
《我们的孩子》是一曲由诸如大卫、伊利亚这样的穷孩子们生存境遇合成的命运悲歌。帕特南笔调温暖而不失理性,通过讲述那些穷孩子们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绝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评政府的无能、谴责所谓社会的不公,更不是要将危机的源头归咎于某种单一的责任方,而是条分缕析,从诸如婚姻家庭、学校状况、邻里社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导致阶级隔离和机会鸿沟在美国愈演愈烈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根源。帕特南洞察到危机的伏线,同时不放过任何人性的光辉,改变现状的希望: 出身拉美裔移民家庭的“克莱拉”和“里卡多”夫妇,青少年时期曾在贫民窟度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加上幸运地得到学校老师的加持鼓励,克莱拉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上一代的困境,成功攀登至中上阶层。也许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克莱拉对女儿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但这位典型的拉美裔“虎妈”并没有忘记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成长于危险社区的孩子们,如今克莱拉是一名儿童社工义工,在她眼里,那些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这位妈妈可不是如今一般的富人的做派,而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记忆中的美国家长: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座孤岛,他们深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需要美国社会中那些幸运者向那些不幸者施以援手。或许援助者力所能及的付出,就足以帮助诸如大卫、凯拉、伊利亚、米歇尔、罗拉和索菲亚、丽莎和艾米们摆脱困境,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美国人所奉行的绝非如人们惯常想象的所谓“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事实却是,每个人的潜力只有在家庭、邻里、社群的守望相助中才能得到发挥甚至放大。为此,帕特南提醒我们,美利坚民族的创业史更准确的形象应是“一列马车队伍,上面满载着同心戮力的边疆拓荒者,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的孩子》正是要在个人主义风潮已经占据上风并渐成压倒之势的时代,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唤醒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它不仅在通过学术表达以揭示病源,更在于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路线,号召人们正视危机并及早行动起来。
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叙事似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基调:一个显得疑虑重重,踯躅彷徨,一个显得高歌猛进,自信满满。对于《我们的孩子》所诊断的“美国病”,我们毫无理由作壁上观,甚至幸灾乐祸。要知道,所谓的“美国病”绝非“美国的病”,它毋宁是典型的“现代病”,它正在困扰美国,帕特南开诚布公,直面问题,寻找解救之道。他的学术勇气、智性的真诚以及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的谦卑,难道不值得同样作为学者的我们自我检省?不宁唯是,《我们的孩子》还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类似的疾病正在我们的社会肌体内生根蔓延。
《我们的孩子》属于美国,更属于我们。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