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陆扬: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新时间:2018-10-19 15:26:00
作者: 陆扬  

  

   导语  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陆扬教授把自己定义为刺猬型的学者,自谦“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但这只刺猬脚下的大地“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最近他的第一部论文集《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付梓发行,在学界影响广泛的唐宋变革论是该书“点到为止”的一个议题。藉此机会,记者在燕京学堂明净的会客室采访了陆先生。这个访谈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体现他那刺猬式的渊博和敏锐,他对唐宋变革论的思考与认识,无疑会带来不少启发。

  

   澎湃新闻:唐宋分野在二十世纪备受中外史家关注,其中内藤湖南提倡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极大。内藤湖南为何提出这一论说,其核心观点是什么?

  

   陆扬:在史学界,唐宋变革论如今时常沦为一种分析古代社会变迁的“方便法门”,对唐宋这段时期很多复杂的现象,学者在提供解释时往往贴上一个“唐宋变革”的标签,而不是在反省分析框架是否有效的前提下做深入的分析,这就逐渐形成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惰性,从而使唐宋变革论这一概念失去解释的力度,甚至对未来的研究产生误导。对真正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来讲,这个概念的价值和问题都很复杂,甚至可以说对不同的学者来说,它的涵义其实并不相同。如果要追溯这个观念的提出,内藤湖南毫无疑问是首创者,并且仍旧是最为重要的一位。已经有学者指出,他至少在1909年就有了这一看法的雏型,而公开发表完整的看法则是在1922年,虽然内藤本人并没有直接用唐宋变革说这个说法。他的这一观念,在西方学界被称作“Naito Hypothesis”,即”内藤假说”,英文的表达更精确些,因为内藤提出的这个观点,来自于他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式把握,而非出自更为精细的论证。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张广达先生就撰写过精彩的长文加以分析(《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收入《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内藤对这一假说只做过概括性的阐述,其核心观点并不难掌握,然而内藤为何能提出这些观点,他的前提预设又是什么,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学界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而这一问题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影响今天我们评估他这一假说的学术价值。

   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其实是对唐宋这段历史时期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性质的概括,简而言之,就是从唐到宋是一个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体制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看来并不只是体现出唐和宋的不同,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向,也就是从中世进入近世。所谓君主独裁,就是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并通过与之配套的官僚体制来展现这种权力。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统治对象之间的等级差异反而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特点,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平民社会的结果是社会流动的大大加速。跟平民社会相对的前一个阶段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的特点是有一个群体,即“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而产生具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世家”,它拥有的社会资本使它得以垄断政治权力,并足以抗衡君主的权威。虽然帝制一直存在,但在这种常态里面,贵族制度能够分享部分统治权。内藤湖南这一看法就影响了他对唐朝制度的认识。迄今仍有很多历史学者将唐朝的三省制视作较为合理的官僚制度,但内藤对三省制性质的理解就大不相同,认为体现了贵族力量和君权的妥协。按照皇帝意旨由中书省写下来的诏书,门下省有权审阅、驳议,因此门下省就代表了贵族的意志。这一看法后来为许多有代表性的日本唐史研究者所接受。

   内藤这个观点自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中外学界大都认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是受西洋史的影响,尤其是西洋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段说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学界基本没有疑议,但是内藤这个观点和西洋史分段说之间的具体关系又是什么呢?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并不充分。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直接套用西洋史分段说就能得出的,而是应该有更为具体的影响来源。很有意思的是,内藤这个思想与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看法很有相通之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那时分析法国大革命性质的论著观点都不一样。当时的重要史家都把大革命视为资产阶级对贵族的反动。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里表达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马克思本人的立场:

   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托克维尔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认为中世纪贵族拥有对抗君主的力量,这在无形中为自由提供了保障。法国为什么走向大革命,是因为以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代表的王朝的空前独裁,把贵族原有的身份和特权彻底消灭了。法国贵族虽然还存在,但实际变成了一个只领薪水、在朝廷有一些名义上的地位的阶层,他们没有自己的封地,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从而失去了independent pedigree。冯棠在翻译《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就注意到这部著作中所用的 noblesse 和 aristocratie 两个名词的重要区别。其中noblesse正相当于内藤湖南所用的“贵族”,而aristocratie则接近于唐宋转型之际出现的士大夫阶层。前者凭借的是出身,后者则是国家机构的官僚。他谈到旧制度瓦解时认为其根源便在旧制度的王权,但这种王权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从旧制度到大革命,这是更进一步的独裁、大众的绝对独裁,结果是人的自由的丧失。大革命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走向绝对专制。托克维尔的看法几乎可以说是 counter intuitive(反直觉)的,这往往是杰出史家的特点。内藤的情况也类似,他是否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还有待研究,但他把贵族制跟君主独裁对立起来的分析路径相当特殊,宋代的君主独裁就类似于波旁王朝这样的旧制度。当然托克维尔将真正的贵族制度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具有褒扬的意涵,内藤则对中国中世贵族社会并无多少好感。但内藤这个思路并不是直接从中国历史观察得来的,而是受了西洋某些特殊看法和日本的历史情形的启发以后,再去看中国社会,然后去找证据,发现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前面提到,在他看来门下省的驳议就体现了贵族的意志,事实上唐朝前期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成员大都属于一个勋贵集团,并不能如此清晰地分割。

   内藤湖南以来,日本和国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认知产生了种种新的看法,关注的层面也不断变化,但总起来说,这一视角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类似刚刚谈到的从贵族社会转变为君主独裁之下的平民社会这类比较具体的论断;二是几乎所有强调唐宋变革的学者都有一个或明显或隐含的预设,即这一变化是整体性的,而且变化前后的各个层面相互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即一个方面变了,另一个方面也跟着变。第一个关键点是学界通常关注的,常常通过实证性的深入研究来修正或批判;但第二个关键点则未引起足够的反省,比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影响到政治的变化、社会精英意识的变化,但历史的逻辑未必存在这种对应关系。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的不同层面,其历史变化的节奏并不一样;二是不同层面之间的关联其实很复杂,比如学界常提出唐有哪些特点,宋又有哪些特点,仿佛那些特点是相互吻合、相互促进地造成了一个全盘的变化。这种分析模式其实是静态的,仿佛选取唐宋社会的某一个节点,各做一个横切面,然后比较他们的肌理,但实际上那一横切面中的各种成分,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

   事实上在内藤之后,日本学界对唐宋变革的探讨有逐渐向社会经济层面转向的趋势,这一点在宫崎市定的研究中尤其突出。把唐宋变革论从政治制度扩展到社会经济,比如他把中唐以后的政体界定为“财政国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宫崎这样的京都派学者都有此转向,更不要说西方学界讨论的唐宋变革更着重于社会层面的变化,甚至延伸到经济层面的变化,对政治制度的演变,讨论反倒变少了。即使讲社会层面的转变,也是侧重社会精英(social elite)——西方人讲aristocracy,日本人讲贵族,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从日本转过来的西方概念。中国的门阀也不等于贵族,他们讲贵族大都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政治角色考虑的。

  

   澎湃新闻:除了政治形态之外,唐宋之际的经济和军事方面是不是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变革?

  

   陆扬:日本学界的唐宋变革论本身也在内藤湖南之后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型,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变化的重视。内藤湖南关心的主要是政治体制,到了宫崎市定便开始转向社会,而宫崎对西方学界的影响并不亚于内藤湖南,因为宫崎的研究更具体,虽然内藤湖南的学问非常好,对历史很有洞察力,但他的写作是粗线条的,不像宫崎市定那么精细。加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生态变了,西方学界基本无法接触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同时中国学术本身也出现了停滞,所以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受日本的影响。可以说西方最重要的研究唐宋史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脉络和资源大都有日本学术的渊源。

   谈到唐宋变革,西方的学者尤其重视经济史。其中从经济角度讲唐宋变革的伊懋可(Mark Elvin)曾经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叫《中国历史的形态》(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当然,这书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杜希德认为有的地方依据不足。但总的来说,伊懋可认为,唐宋变革其实是经济的转型、技术的转型、生产模式的转型。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江南的农业开发和市场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我们看唐朝前期的贡赋,主要来自三大块。江淮还不是最重要的,尽管它的地位在逐步提高。当时天下粮仓仍在河北,河北的贡赋在安史之乱之前对唐帝国的运行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对唐廷而言,安史之乱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几乎完全失去了河北的赋税。除了依靠江淮的贡赋,唐代中央的财政收入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四川,但四川地区的政情一开始并不如江淮稳定,到唐德宗以后巴蜀地区跟朝廷的关系才比较稳定地确立下来,因此在这之前只能依靠江南。这样就必须强化对江南的控制,同时也加快江南开发的步伐,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进一步精细化,认为在唐后期,江南尚未能称为经济的重心,更主要是财政的重心,因为江南是朝廷贡赋的主要来源。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毫无疑问,从唐朝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确实在南移,到了北宋这种格局就彻底确立了。

军事结构的变化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因为这直接导致了唐后期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我虽然在《清流文化和唐帝国》里没有太多涉及,但始终是我理解唐后期整体变化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一变化有宏大的历史背景,既有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元帝国在面对欧亚世界巨大变化造成的因素,也有帝国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等变化的原因。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贡献最为卓著,尤其是日野开三郎,很早就注意到在八世纪中期以前唐朝军事阶层构成出现了变化,也就是招募来的官健或健儿(即职业兵)逐渐成为唐帝国军事人员的主要成分,更重要的是日野洞察到这一现象带来的巨大影响。在他的名篇《支那中世的军阀》中分析了职业兵如何与唐后期的藩镇体制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888.html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6年5月29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