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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张贤亮——在“孤独”之域游移和摆荡

更新时间:2018-10-19 14:37:26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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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张贤亮最有资格最有本钱和本事书写“孤独”——中国式的“孤独”。

  

   处在创作高峰期的张贤亮触碰了“孤独”主题,可它不是在其小说而是在其文论中明朗化。我一度以为其文论在其小说之下;在我最近读到他写于1987年的《我的倾诉——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序》,方知道他思想和理念高于其小说所具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后期,张贤亮的创作理念抵达了时代的制高点,而其跟进的小说也呈现向着这一高度挺进的精神意象,其思想艺术却有着明显的反差。

  

   《我的倾诉》是篇张贤亮短期离开大陆语境奇妙的文字,它由①准备好的演讲词(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②受到在场的别国作家即兴演讲的启发而改变了主意,采取“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一番话;③1987年10月18日,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的一次文学讨论会上,受会场氛围的感染和感动,张贤亮讲了“我为什么要写作”一席话——组成。显然,①较含蓄,比如“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而②③直抒胸臆——在境外正规的文学场合,他即兴式的言说出于内心——由来有自的思考。比如②,“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比如③,“‘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李按:实际生活中还包括性幻想)。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即是说,这样的文学场合,张贤亮放浪形骸,道出并明确了在大陆现实语境中的所思: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在他缘由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了功名利禄),他仍觉得孤独,就在这种中外作家欢聚一堂的场合,他心中的“孤独感”更为强烈。此时此刻,他未必意识到,他体味到并书写的“孤独”超过“唯物论者的启示”,更应该是当代中国的文学高度。

  

   这种“孤独”,不像西方存在主义意义个人性的孤独,也不是像知青作家以及后来的青年作家所效仿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魔幻主义色彩的孤独。叶开在《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披露,张贤亮坐牢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一次判多少年坐满,他是“屡教不改”、“三出三进”——两次逃跑被抓回,第三次自己逃跑在外无法生存,自己回去的。他失去了人生最好的22年——21岁身陷囹圄,43岁重获自由身,“青春期”葬送在劳改生涯中。张贤亮的“孤独”之域既宽广又深远,他反复遭遇并咀嚼的孤独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既在被囚禁的劳改场所,也在大西北这样的广袤大地。他感受到而且要书写的孤独感源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体验,充满了中国大地的血肉气息,是现代中国的孤独灵魂,完全是“中国方式”和“中国气质”。

  

   现代以降,中国步入“孤独”之中,“孤独”是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象。可以说,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写作,都是“孤独”意象的更迭与汇聚,都是“孤独者”辗转反侧的孤独之吟叹,都是朝着灵与肉的“孤独”展开或掘进的,但是作者明确的却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主题,因而,他总是在“孤独”之域游移摆荡。

  

   于是我们能够感知,“性·政治·知识分子”是张贤亮“孤独”的“形而下”展示,而“孤独”则是其“性·政治·知识分子”既是形下也是形上的提升,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唯物论者的启示,从外在情感到内在心灵,就是“孤独”的产生与延绵。它提升到了民族和人类的精神层面,也就具有“世界眼光”。不过张贤亮这系列作品尚差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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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张贤亮梅开二度的创作,“孤独”就形影相随,是其作品流动的血脉和灵魂。他可以写作即可以倾诉了,倾诉着孤独,倾诉中再现孤独。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头一段——

  

   ……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辉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白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古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可他却驶向了“唯物论者启示录”的方向。当然,从微观意义,时代的局限汇聚于张贤亮而形成其自身的局限、既定文本的局限,他既是一种“井喷”状态下的高速写作(有编辑部等着他续写的小说内容以排版付印的说法,足见读者等待之热切),他作品里有索尔仁尼琴(许子东说张贤亮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质素,而他所愿意师承的却是阿·托尔斯泰,要写一部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所谓“血水里泡三次、硷水里泡三次”)的系列作品。(他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多篇作品就发散着俄罗斯文学的气息。)仅此题目可识见张贤亮的文学抱负和雄心。以这样的态势,他也就与“孤独”主题失之交臂。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作品显露了他的局限性,这个“孤独”的摆荡者退隐其中。

  

   唯物论就是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须知,在那个年代,“唯物”跟“唯心”这些本来是中性的用词,却在我们的现代汉语里面,政治化而变调了,在现实生活中盛行的是变调的唯物论,它体现为奉承最高领袖的旨意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强强调“革命意志”即“斗争意志”(“鸡毛可以飞上天”),属于“大道理”,而对于由轮番政治运动造成的全民贫困状态,其应对基本生存自然归入了唯物论,那只是基于生存线挣扎的意识活动,属于“生存唯物论”。陷于“生存唯物论”的社会只会导致并延续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

  

   其实,年轻张贤亮接受的,一代中国人所接受的唯物论,有着苏联列宁斯大林时代“唯物论”的基因,后者同样有一个被遮蔽的政治劫难和大面积饥饿的社会背景,张贤亮承接阿·托尔斯泰,也接受了其人的局限。“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代表性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主人公的“理性化处理”就是明证,当然构成了张贤亮的缺限。张陵、李洁非批评说:“章永璘的全部困顿来自作家在塑造他的时候受着理性化倾向的约束。这种倾向在哲学上属于目的论的思想方法,它曾支配中国作家的创作达三十年之久(今天也并没有绝迹)……我们的文学也喜欢把‘理想’凌驾于生活之上,把关于人的抽象定义凌驾于人性的现实形态之上,从而忽视并贬低了生活的实际过程的意义。这一点成为我国文学实践其现实主义艺术使命的根本障碍,作家关于人的真实性的理解,老是以他头脑中希望的某些原则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在的生活实际为标准。”(《两个章永璘与马缨花、黄香久》,见《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实践证明,阿·托尔斯泰的主题在苏联也没有得以延续,而是被个人化的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延续下来,他们承接俄罗斯文学传统,但属于也坚持着另一种精神向度。

  

   对这种变调的唯物论“这样一种集体的篡改,会对你的脑袋带来什么伤害。”“爱讲这些大道理,恰好是因为你上当了。”(杨伯商昌宝邓军海《谁糟蹋了汉语》,《粤海风》2014年第3期)张贤亮同样不能幸免。他之“时代的最高点”,就在于他以一个因政治获罪而落入社会最底层监狱——落入监狱最底层的身体和精神炼狱经历,以中国知识分子角色把“生存唯物论”(口腹饥饿性饥饿)演释得淋漓尽致,把“性·政治·知识分子”这一时代也是我们民族现代化演进的主题明朗化也明确化了。但是,张贤亮也受其“大道理”伤害,体现在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创作,他借鉴阿·托尔斯泰,可以把基于口腹饥饿性饥饿的生存唯物论以出色表达,在此基础上上升到政治层面思索,也是独辟蹊径;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当时是个失败者)所受到的流行“唯物论”的伤害必定反映在政治层面的思考之中——作品里形象的刻划(理性化处理)之中,而且必定难以维系《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的持续书写,他沿着阿·托尔斯泰方向的“可能辉煌”也就会无法着落,发表于1989年的《习惯死亡》就显现了难以为继的艰涩。现实的驳杂不测、情感的繁复通过现代派艺术手法涌现, “你”“我” 的“孤独”被恐惧和焦虑所淹没,换言之,“孤独”只是单向度地体现为恐惧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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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普泛的意义上,文学新时期的19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反思。

  

   写过《青春之歌》名声大的杨沫,她在该书“初版后记”(1961)的第一句话就说:“断断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这就说明,她必然按照“要求”来写作。晚年杨沫在1986年出版了《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她在日记中云:“过去政治运动多,还必须参加,占了多少时间!一个反胡风,一个反右,一个‘文化大革命’,夺去了多少艺术家的生命不用说;活下来的,最好的时光全内耗了,无谓地浪费掉了……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浪费——公式化、概念化、抹去个性、抹去个人创造新意的作品比比皆是,这又耗去一个作者多少宝贵的时光!”(刘卫东《论杨沫的“晚年写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

  

   联系张贤亮,我们可以把话说得细一些。

  

倘若没有“1989”这道槛,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也难以维系,因为“唯物主义”政治化的语境,同样伤害着在社会最底层的他,这种伤害体现为给他不合时宜的思索不经意地自行套上枷锁——从现在所披露的我们诸多杰出思想者(如顾准林昭)的思想历程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在张贤亮,在数十年大陆把“唯物主义”定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从他的生存境遇,他体会并思辩人们趋从的走向民间的“唯物”其实是最高领袖的“唯心”、“唯意志”,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认为存在一种科学意义的“唯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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