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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金融与世界霸权:美国如何利用美金转移危机?

更新时间:2018-10-13 21:55:33
作者: 黄琪轩  
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一步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良性的。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进行战略性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美国建立了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问题,还限制了美国滥用其权力,把其行为锁定在可预测的轨道上。此外,伊肯伯里还指出,美国的霸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它是透明的、开放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increasing returus to institution)。在这种良性霸权的主导下,美国的单级体系是可持续的。按照伊肯伯里的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顺利运转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组织能限制美国滥用其国际货币权力,让美国货币霸权变得开放、透明、可预期。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良性的。

   但是,伊肯伯里等人对美国霸权的描述只展示了霸权的一面,其另外一面则是由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来的,即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赢得了不对等的收益。同时,霸权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强调霸权的自利性,认为霸权带来了具有强制力的领导权,它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来维持国际秩序。同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霸权会采取扩张性政策,会尝试控制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也会利用其强制力盘剥其他弱小国家。在贸易领域,霸权国家会通过实施最优关税(optimum tariff)盘剥小国;在货币领域,霸权国家会利用他国对自身的货币依附,影响他国的经济政策与政治决策。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霸权国家的行为反应了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掠夺本国的工人,也通过霸权国家控制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等掠夺其他国家的民众。

   针对霸权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掠夺他国的论断,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霸权利用其权力和地位盘剥他国,尽管会获得短期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会损害其权力。因此,一个理性的霸权不会采用最优关税,也不会过分抽取铸币税,因为这样的短期行为难以为继,会损害其长远利益。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霸权国家也不应该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操纵货币贬值等手段来获取铸币税,化解债务负担,转嫁危机。但事与愿违,我们常常能看到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攫取短期收益。

   根据已有的文献,霸权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从国际经济史看,霸权国家发挥的作用也的确存在两面性。具体到美国而言,其在国际货币领域发挥的作用既有良性的一面,如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制度、协调国际收支平衡、为世界提供流动性、向世界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等;同时也有其恶性的一面,如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贬值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既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既可能发挥良性的作用,也可能具有恶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确:霸权在什么时候会发挥良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迁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

   有研究指出,统治者从大众那里获得的收入受三个因素的制约:相对议价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以及贴现率(discount rate)。当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或者交易费用增加时,都会减少其税收收入。而贴现率是统治者对未来的估计,即统治者是更看重当前的收入还是更看重长远的收入。当统治者面临统治危机,预计其统治难以为继时,他们往往会采取短视行为,加大对民众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掠夺性统治理论”(theory of predatory rule)。如果霸权国家是理性的,是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体,那么,上述几项约束不仅适用于国内统治者,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国家也同样适用。由此,对个体统治者“个人层次”的分析可上升到对霸权国家“国家层次”的分析。霸权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也受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以及贴现率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取决于世界政治的权力分布。当霸权国家的地位稳固,尤其是在其走向单极霸权时,它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议价能力。因此,在美国权力优势明显的时候,世界变成了一个“失去制衡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家在相对议价能力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强调霸权的五项权力:保护盟友、引导知识经济、储备货币的地位、所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以及议程设置。在霸权国家虽然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但其霸权地位并未被取代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为霸权国家在军事、国际货币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权力还没有受到明显的撼动。也就是说,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的相对议价能力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其次,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还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国际关系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和国际制度联系在一起,霸权国家往往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国际制度具有“粘性”,因此,即便霸权国家实力相对衰落,但是国际制度仍旧会发挥作用。因此,在有新兴国家挑战霸权但却没有取代霸权的情况下,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的交易费用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最后,霸权国家从国际体系中获取收益还受其“权力贴现率”的制约。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就是它利用其权力,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获得未来收益的现值有多大,它反映的是霸权国家的时间意识。霸权国家对其霸权的稳固性越有信心,越看重将来,那么其“权力贴现率”就越低。“权力贴现率”高的霸权国家不太关心将来,即不太关心如何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持续繁荣,而更关心对现实收益的获取。“权力贴现率”低的霸权国家会关心未来收益,会致力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长远发展,若其获取收益的行为会威胁未来的产出,那么其攫取行为会到此为止。

   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面临衰落预期时,其行为可能会从着眼长远变为短视,会具有较高的“权力贴现率”。因此,要想统治者具有长远的眼光,就要让他避免受到短视行为的干扰,其中一项重要的保障就是让其统治具有稳固性。而在国际关系中,霸权存在周期性的更迭。霸权的衰落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源于诸如技术进步放缓、过度消费等内部原因,也有诸如过度扩张带来统治成本上升等外部原因。当霸权国家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其对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无法得到长远保障时,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此时的霸权国家会更加重视当前利益而罔顾长远利益,其行为也更具短视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会上升,但如前所述,它在国际体系中获取资源的相对议价能力与交易成本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此时,霸权国家的掠夺意愿增强,相应的能力却未下降。在国际货币领域,此时的霸权国家会利用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获取更多的铸币税,转嫁内外危机,盘剥其他国家,以获得更多的短期利益。有研究表明,在石油美元循环的过程中,美国霸权就显示出了明显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一面。这是因为,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未来前景暗淡,难以保障其长久的领导权以及相应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取了过度掠夺的政策。可见,由于“权力贴现率”的改变,即在美国预期其霸权统治难以为继时,其自利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采取的短期行为也更为直接。

   戴尔·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其具体走向取决于贸易预期,即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的相互依赖程度才会是和平导向的。霸权对未来的信心不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也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如果霸权国家的“权力贴现率”上升,将会促使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对他国进行掠夺,转嫁危机,而货币贬值就是霸权国家在“权力贴现率”提高时,获得铸币税收益和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

   20世纪七八十代,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及由此给美国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改变了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进而导致了二战后的前两轮美元贬值。

  

美国霸权与战后第一轮美元贬值

  

   二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享有的霸权优势非常明显,具体体现在: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总量的二分之一,拥有的商用船舶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的商船总额相当,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此外,在军事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上述因素,加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向盟友提供援助与国内市场的意愿增强,此时的美国愿意做出一定让步来整合资本主义世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试图让欧洲走上复兴的轨道。在国际货币领域,美国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承诺确保美元的价值,向世界输出美元,提供流动性。为了履行这些国际承诺,美国需要承担一部分风险与损失。有研究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样的双挂钩体制不仅不是美国力量的来源,相反,它使美国的经济变得非常脆弱。表面上看,当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欧洲(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日本)在为这些赤字提供融资。但是,按照美国的承诺,欧洲国家可以随时把手上持有的巨额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成为悬在美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尤其当美国资不抵债时,这种脆弱感就更加强烈。美国领导人一直担心,如果美国不再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任由国际货币的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制,那么可能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国际货币危机,即各国竞相贬值,实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会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乃至引发世界大战。因此,在1971年以前,美国对该体系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霸权国家在承担国际义务。此时,美国作为一个稳固的霸权,更关注长远收益而非短期利益,因此它更多地着眼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建设。可以说,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霸权对世界经济的恢复起到了良性的作用。

   但是,当美国霸权面临衰落时,其“权力贴现率”开始改变。在美国更加关注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时,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便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霸权变得更具掠夺性。而促使美国 “权力贴现率”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后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的赶超。

   1950-1973年间,欧洲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历了战后的 “黄金时代”。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战后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为1950年的2.5倍;其中,增长速度较快的几个国家,其收入更是达到了1950年的3倍;即便是经济增长最慢的英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与美国相当。

如果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1913-1950年间,西欧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1950-1973年间,达到了4.6%;1973-1996年间,则又跌至1.9%。因此,与二战前以及70年代以后的经济绩效相比,1950-1973年是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此时美国的经济增长则相形见绌。如表2所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美国,其中,苏联为5.4%,亚洲为5.6%,拉美为5.2%。同时,在美国的盟友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联邦德国为5.9%,而美国仅为3.7%。同时,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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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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