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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建勋: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中的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

更新时间:2018-10-12 00:59:31
作者: 阳建勋  
金融创新也给银行的融资结构带来了深刻变化。国际清算银行将国际银行业的主要创新概括为以下几类:价格—风险转移型的金融创新,如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浮动利率票据、远期汇率安排等;信用—风险转移型的金融创新,如证券化资产、可转让贷款、信用证等;流动性—增强型的金融创新,如证券化资产、可转让贷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信用—引致型的金融创新,如零息债券、垃圾债券、股权参与融资、掉期等;股权—引致型的金融创新,如强制可转换债等{14}42-46。在国际银行业中,金融机构普遍相互持股,使得银行与其股东之间的金融创新业务交织在一起[5]。美国银行的十大股东,除了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是政治驱动型机构投资者之外,都是市场驱动型机构投资者。市场驱动型机构投资者善于利用投资组合和金融工具规避风险,倾向于从短期行为中赚取经济回报,是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分离的主要行为主体{12}104。当银行股东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转移其在行使银行股份投票权面临的经济风险时,金融创新就已经成为诱发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重要现实原因。

   3.“大而不倒”是诱发SIBs股东道德风险的特殊原因

   有限责任、存款保险与金融创新等是引发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普遍原因,对于SIBs而言,其股东道德风险的产生还有其特殊原因,即这些银行“大而不倒”的市场地位。这一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SIBs的股东而言,有限责任所致的道德风险更加明显,所造成的损害更加严重。众所周知,SIBs的业务规模非常大,业务复杂程度很高,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将会给地区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学者金昱对13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以下简称“G - SIBs”)的2015年经营情况分析表明,13家银行的总营业收入6845亿美元,其中净利息收入3510亿美元,净手续费和佣金收入2099亿美元;2015年末上述13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合计24.01万亿美元,客户存款合计为11.92万亿美元[6]。显然,业务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多元的SIBs,为其股东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回报机会,其中不乏大量的高风险投资。而且,SIBs具有负债经营的鲜明特色,往往负有巨额债务,如上述13家SIBs仅存款一项就负债11.92万亿美元。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增加了其股东获得收益的机会,巨额负债更加强化了其股东将其经营活动的风险成本转移给债权人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承担的激励。当高风险经营活动取得成功时,SIBs股东作为银行事业的经济上的所有人,会获得高额回报;高风险经营失败时,其股东享有有限责任的特权,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高风险所致的部分损失外溢给其债权人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承担。此外,由于业务规模庞大,其债权人成千上万,其高风险经营活动造成的损害较之于一般公司更大。总之,有限责任所致的道德风险之于SIBs的股东,有被放大的无限可能,其风险的外部性尤甚,故以法律之权力限制其股东权,较之于一般的公司股东尤为必要。

   第二,SIBs所具有的“大而不倒”的市场地位,导致其股东产生新的道德风险。其所具有的“大而不倒”地位,使得政府在其陷入经营困境时,为了避免其破产引起金融动荡,不得不对其采取诸如紧急贷款、注资等救助措施,以维护金融稳定。政府救助实质上否定了市场机制对其股东的约束作用,股东不用再担心公司破产而遭受出资损失。股东是理性的经济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政府救助弱化乃至否定市场约束机制,这必将改变股东的理性预期。股东从基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公司破产预期,到预期政府救助的转变,会大大降低其关注在SIBs出资的风险的程度,诱发道德风险{1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股价仍然维持在高位水平,因为对于政府施加财政援助的预期,使得这些金融机构股东所持有股份的资产行情看涨。股东的资产并未因为这些金融机构陷入暂时的困境而受到实质性影响。

   (三)银行公司治理与监管互动的法理意蕴:公私法合作规制中的法价值平衡

   “法在本体上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粒子构成的。所有法的部门都表现为权利和义务或其实现方式的规定,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16}法律规制银行股东道德风险,就是依据风险产生的原因,重新调整银行股东的权利义务。作为团体法上的权利,股东权“不是纯粹个人利益的表现,而是涉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有所不同”{17}。日本学者末永敏和指出,企业自私自利的弊端在公司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公司少数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被牺牲的危险性极大,特别是股份公司的股东之间缺乏个人信赖关系,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无须承担责任,以上弊端更加突出{18}。

   正是基于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股东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公司法需要在保护股东权的前提下,对股东权尤其是对大股东之权利予以适当限制,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最低资本要求是降低有限责任之道德风险的方法之一。“公司资本越少,就越有激励从事过度冒险行为。法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就是风险承担内部化的方法之一。”{9}59体现公司资本充实、维持原则的各项制度,如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公司盈余分配规则等,就是要保障公司在存续期间保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实际财产,以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又如多数表决的原则有利于大股东,容易忽视处于少数派的中小股东的意见,但是依据多数表决原则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赋予反对股东以股份收购请求权,规定在选任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等。再如,以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为基石的公司法制度,本身就潜藏着诱使投资者将风险经营成本向债权人转移的“道德危险因素”,毕竟债权人是公司的外部人,通常不介入公司的经营管理{8}71。为防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义务,英国公司法上有“刺破公司面纱”、美国公司法上有“揭开法人面纱”、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等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这些制度尽管说法各异,但是共同的核心思想,是在特定个案中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特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让公司债权人向特定股东直索责任。这实质上是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对股东之有限责任这一特权的限制。

   无疑,公司法是矫正股东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行为具有负外部性,既会产生私人成本(如损害银行、其他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也会导致社会成本,如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与安全。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SIBs,为此需要承担巨大的救助成本。依据传统公司法的制度设计,银行股东实际上只承担其行为的私人成本,没有为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支付相应的成本。既然公司法上的制度设计难以使银行股东承担其道德风险行为所致的全部成本,那么就需要突破公司法规范对其投机行为进行控制,以风险防范为主要目标的金融监管就成为控制的重要手段。

   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互动是公私法合作规制理念的体现。法律制度具有整体性,如拉伦茨所言:“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公法与私法在许多方面相互交错在一起。”{19}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早已经由对峙走向合作。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中的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就是公法与私法相互交错的领域。金融监管籍公法之授权,进入了传统的私法领域,对本属于公司自治事项的股东权进行国家干预。不过,干预并不意味着否定股东权作为公司治理之基础与核心,私法自治理念仍然是银行公司治理的根基。从法价值视角看,秉承私法自治理念的银行公司治理侧重于对金融效率的价值追求;基于国家干预主义的金融监管旨在维护金融安全;奉行公私法合作规制理念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旨在实现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

  

三、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中的欧美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考察


   欧美国家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银行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欧美国家主要从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两个方面矫正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

   (一)调整和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抑制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

   为了抑制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欧美国家一直在探寻针对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例如,瑞士《银行法》规定,不顾银行财务问题而继续参与银行经营的股东,要对银行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责任;法国在19世纪之前,为了保护存款人利益,要求银行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美国有一些州要求银行股东承担双重责任,在银行破产时,股东对银行的责任不以其出资额为限,而是以股票市值为限承担责任,加利福尼亚州甚至要求股东承担银行倒闭时的全部债务{20}47-49。美国1863年的《国民银行法》将这些州的规定加以吸收,明确规定了银行股东的双重责任。提出双重责任条款的谢尔曼参议员指出,其立法目标是向银行债权人提供比股票市场更多的保护。在20世纪的“大萧条”中,大量的银行倒闭,美国随后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这使得银行股东的双重责任制度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最终在1953年被废止。废除的主要理由是:“(1)未能有效保护银行债权人;(2)未能维护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3)存款保险是更为可行的实现监管目标的方法。”{21}不过,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大量出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抑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道德风险,要求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加重责任:“完全或部分地保证其所管理的子公司的清偿能力,向其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重新注入资金,或向政府机构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而给公众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或赔偿公共保险基金。”{22}

   芬兰有学者针对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股东激励机制:一是通过所有权集中的方法,增加股东作为银行所有者控制管理层的激励,“股东是否有动力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取决于股东拥有的银行资产,取决于在出现流动性问题或被接管的威胁下市场机制的作用。”{14}128换言之,股东在银行的资产越多,银行破产时其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就越有动力关注银行的风险控制。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有限责任导致的股东道德风险,但是对于因“大而不倒”所致的银行股东道德风险无能为力。二是执行良好的会计准则,以保障银行财务报表的真实与公平,保证官方报告资本与银行的真实资本具有一致性{14}128-129。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银行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外有学者将这些争论总结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与银行公司治理没有关联,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得到了很大改进,许多公司引入了独立董事,建立了审计与薪酬委员会,股东积极主义盛行,机构股东与对冲基金等更加积极主动地监督公司。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的总体框架没有错,金融危机是源于公司治理制度的非有效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指导小组2009年发布的报告就持该观点。第三种观点以为,公司治理的系统性失灵是引发危机的部分原因,它不单是规则执行问题,更多的是制度设计上的系统性失灵{23}。以银行公司治理为例,尽管机构股东持有主要金融机构的控股权,但是鲜见机构股东阻止银行董事会采取冒险的商业模式、阻止实施存在不足的风险管理体系与薪酬政策,英国前财政大臣麦纳斯甚至将机构股东称之为“外居的地主”{24}。机构股东在危机前后的消极行为已经非常生动地诠释了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外有学者提出恢复银行股东的双重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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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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