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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开锋:美国法对虚假选举言论的规制

更新时间:2018-10-11 00:28:55
作者: 姜开锋  
而且传单中的言论并没有误导公众;同时认定规制该种行为的州法违宪。 俄亥俄州上诉法院认为选举委员会的处罚合法。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1994年,该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该州法典规制匿名选举宣传品的第3599.09(A)条违宪。在论证该条款合宪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还提及了州法中关于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条款。该判决的多数意见中写道,俄亥俄州声称在选举活动中对欺骗性和诽谤性的言论进行规制事关重大,我们表示认同。在选举活动中,一旦虚假言论被选民采信,或将给公众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但是我们认为,俄亥俄州可以依据该州法典中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第3599.09.1(B)条和第 3599.09.2(B)条〔[37]〕而达到此一目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判决书中的反对意见中也对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为达至确保选举公正合法之目的,可以对相关言论加以规制,即便规制措施在平时是违宪的。

   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直接针对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立法作出过判决。但从最高法院在McIntyre案判决中的观点可以看出,最高法院认为为了保证选举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可以对虚假选举言论采取适当的规制措施。此一观点为各州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立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State v. Jude案〔[38]〕——“实际恶意”标准

   Jude于1994年参加了第六选区国会席位的竞选,选民投票日之前的一个周末,Jude在电视上刊登了一则含有虚假陈述的广告。明尼苏达州以该行为违反了州法中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条款〔[39]〕为由,起诉了Jude。该条法律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knows or has reason to believe)意图影响选举结果或者极有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针对某候选人的言论为不实言论,仍故意策划、播出或者散布含有该不实言论的政治广告或者竞选材料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初审法院认为该条款因过于宽泛(overbroad)而违宪。明尼苏达州向州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援引并阐发了联邦最高法院在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 〔[40]〕和Garrison v. Louisiana案 〔[41]〕中所提出的观点,认为明尼苏达州法典中所规定的“应当知道(has reason to believe)”的情况过于宽泛。只有当发表或者散布虚假言论者是具有实际恶意时(actual malice),才可对其进行规制。因而该条款违宪。继上诉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明尼苏达州修改了法典,在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第211B.06条中增加了实际恶意的内容,即只有当行为人明知为虚假或者无视该言论的真实性(the person knows is false or communicates to others 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is false)时,才进行处罚。〔[42]〕

   (三)Rickert v. Wash, Pub. Disclosure Comm’n案〔[43]〕——“诽谤性”标准

   Rickert在竞选华盛顿州参议员的过程中,向选民寄发了指责其竞争对手Sheldon的宣传册。宣传册中称Sheldon投票支持关闭一所为发育障碍者设立的福利设施。该言论后经证实为虚假言论。Sheldon将Rickert诉至华盛顿州公共信息披露委员会(Public Disclosure Commission)。公共信息披露委员会根据该州法典第42.17.530(1)(a)条〔[44]〕对Rickert处以1000美元罚款。州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判决支持了公共信息披露委员会的处罚。Rickert向华盛顿州上诉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认定州法42.17.530(1)(a)条违宪。

   2006年6月,该案上诉至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以J.M. Johnson为代表的四名法官认为该条款所称的为了保护候选人的目的并不能为州法规制选举言论提供充分的理由。而且即使为了保护候选人可以对选举言论采取适当的规制,该条款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为了达成该条款所追求的保护候选人的目的,只需要规制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即可,而该条款却同时规制非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因此是欠缺严密考虑设计(not narrowly tailored)的条款,不能通过合宪性审查。首席法官Alexander同意Johnson等四名法官关于该条款因过于宽泛(overbroad)、欠缺严密考虑设计(not narrowly tailored)而违宪的观点,但他认为该条款保护候选人的目的可以为规制部分选举言论提供依据。他写道,政府可以为了保护候选人对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进行处罚。以Madsen为代表的其余四名法官则认为该条款没有违宪。Madsen在反对意见中提到,该条款规制具有实际恶意的针对候选人的虚假选举言论,符合联邦最高法院在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中提出的审查标准。

   华盛顿州议会对九名法官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虽然该条款被多数意见认定为违宪,但四名法官认为规制虚假选举言论合宪,一名法官认为可以规制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因此多数法官赞成对具有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进行规制。考虑到诽谤性虚假选举言论对候选人所造成的极大伤害,州议会在原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诽谤性”标准,仅仅规制具有实际恶意的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

   (四)Susan B. Anthony List v. Driehaus案〔[45]〕——严密考虑设计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利益

   Susan B. Anthony List(SBA)是一家反堕胎组织。2010年,在众议院议员Steven Driehaus参加竞选谋求连任期间,SBA策划竖起一块旨在指责Driehaus的广告牌。广告牌上写道:“Driehaus无耻!Driehaus投票支持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 Driehaus以该言论不实为由,诉至俄亥俄州选举委员会(Ohio Election Commission)。州选举委员会认定SBA违反了该州法典中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条款〔[46]〕。SBA认为该条款违宪,向法院提起上诉。联邦地区法院和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均认为诉因不够充分(the issue was not ripe),驳回了SBA的上诉请求。SBA进而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经重新审理,地区法院认定州法的这一条款违宪。州选举委员会则认为该条州法合宪,进而向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于2016年2月24日对该案作出判决。该法院对审查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立法应采取何种标准进行了详细论证,此次判决中的观点是目前为止联邦法院对审查此类立法合宪性的最新观点。

   上诉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虽然该法院曾在1991年的Pestrak v. Ohio Elections Commission案〔[47]〕中认定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州法合宪。但此案中的观点因不能符合联邦最高法院在2012年的United States v. Alvarez案〔[48]〕中提出的论点,因而应当重新予以审视。在United States v. Alvarez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虚假言论并不必然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便最高法院在之前的案例中经常提到虚假言论没有宪法价值,但是该观点一直都是在虚假言论造成了法定事实损害(legally cognizable harm)的语境下提出的。因此,只要虚假言论不是诽谤言论且没有造成直接损害,该言论仍然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基于此一观点,上诉法院认为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立法应当被认定为违宪(presumptively unconstitutional),除非该法律旨在保护至关重要之利益且经过严密考虑设计以达至该目的(serve a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 and are narrowly tailored to achieve that interest)。虽然俄亥俄州保障选举公正性、保证选民投票权不被虚假言论侵蚀的利益至关重要,但是该州法典欠缺严密考虑设计(narrowly tailored),因而违宪。具体而言,上诉法院认为州法有以下几点缺陷:(1)根据州法规定的时限,俄亥俄州可能无法在选民投票日前对系争言论作出裁决;(2)没有将无关紧要的争讼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3)对非实质性(non-material)的虚假言论也进行规制;(4)对散布虚假选举言论的商业中介(commercial intermediates)也进行处罚;(5)对某些其他危害选举的行为没有进行规制,且已规制的行为并不一定对选举造成重大伤害。

   虽然其他州的法律尚未受到如此严格的司法审查,但2016年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此一判决无疑给其他规制虚假选举言论州法的合宪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倘若依据该法院的观点,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立法必须经过相当周密的考虑和设计,只得规制对选举公正性、选民投票权等重要利益造成严重伤害的虚假选举言论,且只得制裁主谋者,不得制裁传播言论的中间人(intermediates)。

  

五、维护选举公正——对虚假选举言论规制法律的批判性思考


   霍尔姆斯大法官在Abrams v. United States案〔[49]〕中提出的言论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理论在美国言论自由保障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即便是极端邪恶的(outrageous)、可憎的(repulsive)和荒谬的(preposterous)观点也能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在自由竞争的言论市场里,这些言论终将被其他更合乎理性的(reasonable)、积极的(vigorous)言论所击败。2012年的United States v. Alvarez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引用了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观点,认为对虚假言论最好的纠正方式是真实的言论;因此应当尽量避免对言论采取规制措施,让更多的言论进入言论自由市场,让真实的言论去纠正虚假言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承认言论自由市场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在言论自由领域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该理论中存在的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将其适用于虚假选举言论的场合时更是如此:选民投票日一经确定,选举舆论场的辩论时段即固定下来;长期来看,真实言论或能在该舆论场中占据优势,但如若投票日之前有限的时间里真实言论未能将虚假选举言论澄清,选民的投票抉择便只能基于不实的信息而做出。对于故意在临近投票日散布虚假选举言论的情形,该理论无法发挥作用的危险性更大。从实践中的案例来看,置身于选举活动中的选民往往并不能分辨出言论自由市场中哪些言论是真实言论,哪些言论是虚假言论,真实言论并不一定总是能够“击败”虚假言论,虚假言论所带来的误解并不一定能够因真实言论的出现而得到有效的消除。即便是在网络媒体中显得相当老练成熟的年轻选民,也很容易被虚假选举新闻所蒙蔽,更不用说年龄稍大的选民了。〔[50]〕当今网络时代泛滥于世的虚假选举言论更是使不断恶化的选举公正问题雪上加霜,过分地强调言论自由市场理论对虚假选举言论的澄清作用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一味地追求言论自由而对虚假选举言论规制法律施以过于严苛的违宪审查标准难言是明智之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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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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