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任剑涛:现代变局与何以为儒

更新时间:2018-10-10 21:55:41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显然与“现代”背道而驰。必须强调一个现代原则—有限度的人不可能做无限度的事。拒绝确立这一原则,大陆新儒家之判教的现代特性可能就消失于无形。

   大陆新儒家为中国设计的政教合一方案,在学理上是非常粗糙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一来是因为他们的政教合一设计与现行的政教整合机制直接冲突,二来中国近代以来确立的政治理想显然是依宪治国的现代政制,而非法外作为的圣贤治国方略。三来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更化,不是制造“哲学王”,也不是将教士集群推向政治前台,而是将一个与市场经济明显不匹配的非民主政制扭转为立宪民主政制。无视这样的政治现实性特质,大陆新儒家不仅会丧失政治判断力,失去判教资格,更会落个寂寞无人问的悲壮结局。可以说,大陆新儒家要保有判教的资格,必须确立其现代认知的进路。否则,大陆新儒家就不仅会丧失其真儒品格,也会失去其现代品质,成为两头不靠岸的自娱小圈子。


二、事实问题与儒家的现代认知

  

   自晚明以来,中国历经四次现代化尝试。中有数次振兴记录,分别以清的康乾盛世、晚清的同治中兴、民国的黄金十年载入史册。可惜这些治世都好景不长。经由改革开放,中国从农业国家逐渐转变为工业国家,发现了治理贫穷之方。由此展现的国家发展问题,从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向度上,呈现出治穷向治愚的演进;二是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向度上,呈现出利益分享向政治分权的进步。此时出场的大陆新儒家,重视前一转变明显胜于后一转型,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大陆新儒家的目标就是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过这一重建是以“回到古典”、再建经学为进路。现代自由精神、法治理念因之而被拒斥[注5]。由于他们尝试将中国的现代转变引向一个历史化的古典方案,这就有可能导致中国历时向度的第四次现代化、共时向度的第二层现代化受到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大陆新儒家应对现代变局,守持儒家传统立场的意识,明显强于应对现代变局的观念。这是价值优先的人文进路,而不是事实前置的社会科学立场[注6]。大陆新儒家那种一心拯救国人心灵的主张,有可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事实误判的结果。

   大陆新儒家对现代社会的“事实”有些掉以轻心。他们试图重建孝道,并将之作为人伦与政治重建的核心命题[注7]。这样的说法如出于论者个人的价值主张,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尊重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这样的断言可能就很难成立。人们知道,大陆最大的QQ群之一,据说有数以十万计的80后人群加入,这个群的名字就叫做“父母皆祸害”。当一位大陆新儒家被提醒注意这一事实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回击道:提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那不能代表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真正事实,那不过是垃圾事实。假如大陆新儒家都像这样不承认社会科学的事实,只诉诸人文科学的价值信念,要想恰当应对现代变局就非常困难了。

   应对现代变局,首先需要确定面向事实还是背离事实,其次需要确定现代还是反现代的立场。否则大陆新儒家应对的是什么局面都无法搞清楚。所谓面向事实,就是面向无法逆转的、随自身逻辑演变着的现代局面。这一局面,以自由、民主、法治等为核心价值,以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与多元社会为基本结构。面向这一事实,就得围绕它展开相应的思想学术思考;背离这一事实,就总是以清算的态度相与对待。面向这一事实,才有所谓“现代”儒学;背离这一事实,就只有非现代或反现代儒学。基于此,生活于“现代”而志在重建儒家的人们,就需要审慎处理现代与非现代、反现代的时代主题。站在后者立场上,人们也没有理由对之加以非议或谴责,因为现代价值之多元,以至于非现代与反现代恰好构成多元互补结构;站在前一立场上,也并不见就值得赞赏,因为在多元价值世界中,那也不过是一种主张之一。但两者都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多元主张。换言之,现代儒学应当且必须承认面向现代的各种主张之独立自存的事实,并且经过思想市场的竞争,获得自己参与或介入现代国家建构、人心秩序建设的契机。这是儒家之为儒家,在现代条件下的一个必然要求。追溯源头,这一精神在孔子那里已经稳固地确立下来:所谓夏商周三代相因,“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面向事实的儒家理性态度;观察当下,大陆新儒家试图矫正现代偏失、力挽狂澜,却对现代事实掉以轻心,对现代制度痛加指责,其所建构的理论,如何可与“现代”儒学命名相称呢?

   由于大陆新儒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非现代甚至是反现代的态度,因此其成员中发出的反现代言论不少。反民主政治的言论已经为公众所熟悉,此处不赘。在社会言论方面,他们反对现代主流观念的主张,所在多有。比如一些论者公开对女性发出了歧视性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女子一方面期待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处寻求男子的保护,可谓自相矛盾。并且,女子从事很多公共生活时,更多还是依赖自己的性别差异,譬如青春、美貌之类的自然特点,这就注定了男女平等的追求不过是空想而已。如果男女真的要平等竞争的话,结局是注定的,要么是美女与野兽的关系,要么就是兔子与猎人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实属过当,完全抹杀了人类身上的自然属性差异。马克思主义声称自由是对自然的超越,然而,问题在于,人类追求自由,就一定需要超越自然吗?女子若不能认清自身的自然性格,一味与男子争胜,终将悔之莫及。不过,很多认清自己性别特点的女人,就是靠色相博上位,大家看看现在的媒体、网络,都是在宣扬这类经验,还把某个部位叫‘事业线’。然而,这就注定了女子在社会中先天的弱势。总不成人人都做武则天吧!其实,即便是武则天,也是靠色相上位的。”这些言论远不能以政治正确衡量了,即便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把女性说得如此一文不值,恐怕也与原儒宗旨有异[注8]。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大陆新儒家如此歧视女性,一者,这如何与国中女性对话?二者,这又怎么跟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对话?尽管现代社会人人都有自己言论表达的自由,但对男女平权的事实满不在乎,起码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大陆新儒家对现代事实的轻忽。一种背向社会的态度,才会引发这样的断言。这就显现出大陆新儒家对人缺乏平等尊重。因此,平等尊重人,还是以蔑视部分人而拒绝平等尊重人,这对大陆新儒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

   人,可以在最高的哲学抽象层次上讨论,也可以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中论述。人是有性别差异的,不同性别应受到同等尊重,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在现代社会,为此展开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发挥出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作用。凡是那些挑战平等尊重人的现代原则的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哈佛大学的前校长萨默斯,就因为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让哈佛文理学院300多位教授签署促其下台的声明。促使萨默斯下台的另一个原因,也与他挑战平等尊重人的原则有关:他断言黑人不如白人。他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校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政治正确有其消极面,但也发挥着保障政治底线的作用,让人们不敢随意突破现代政治价值的基本原则。“‘政治正确’代表的是公民社会共识,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意志。……‘政治正确’是一种有关公共行为的道德习惯,同时具有‘道德自律’和‘害怕惩罚’这两种约束因素。”对中国来说,由于现代的晚发,政治正确尚缺乏约束力,但大陆新儒家能够如此轻率地表达对女性的蔑视,确实也让人诧异:面对现代,面对社会和面对现代人,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这是中国治愚的第二次现代变局进程中儒家必须审慎以对的问题。

   真正的“现代”儒家,必须是清醒建立“现代”认知的儒家。对于现代,存在价值判断优先与事实认知前置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不能同时兼得。价值判断优先,可能与事实认知疏离,但不能完全脱离事实认知,否则就成为与现实世界彻底无关的挂空价值;事实认知前置,不等于完全脱离价值偏好,否则就会因为完全屈从现实而牺牲是非善恶判断。就此而言,大陆新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是有其理据的。但他们与事实认知的逆向而行,则又可能完全割裂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变成一种价值独语,既不能为他人所理解,更难以为他人所接受。

   如果大陆新儒家愿意为其价值偏好寻找起码的事实支持的话,那他们在“现代”的事实认知上就需要守持三个基本立场:首先,必须认取传统儒家仁爱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尽力顺应时代变局,否则自诩的儒家就不能自认秉承了原儒孔子的基本精神,也就丧失了自称儒家的资格。另一方面,尽力因应于时代变迁,以损益可知的理性态度,与时俱进。作为现代儒家,基于起码的事实认知,便不能随便以“回到”古典的某一阶段、某一个人、某一部经典、某一种主张来标举自己的立场。而应当首先直面现实,承诺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并将之作为自己思考相关问题的出发点。尤其需要溯源及流,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而拒斥将儒学史拦腰斩断,以印证自己的某种独特想法。如为了凸显儒家的政治功用,动辄只讲董仲舒而不讲孔子,这是对儒家原创者的大不敬。又如为了突出儒家不只是无条件夸张人的作用,而将天的地位突出出来,并将之作为儒家的第一价值对待。再如为了修饰当下儒家政治介入的乏力,强力将失败的政治实践如戊戌维新作为成功范例处置,并认为这是一条重建儒家的不二进路。广义的大陆新儒家,也就是在大陆而愿意秉持儒家立场的学者,存在重视思孟学派或突出荀子学派的差异,也有尝试统合孟荀的努力[注9],但这类以流变论儒学的尝试,肯定不如以源头论儒学来得靠谱。如果现代儒家连孔子都不愿意讲,那还叫儒家吗?而在流变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儒家判教,判教者自认的儒家立场再坚定,恐怕其理据都不充分。

   近期大陆新儒家有人认为儒家的最高价值是“天”,而不是“仁”,因此儒家是宗教而不是哲学。这一主张显然是对孔夫子的哲学变革,也就是人的觉醒的严重轻忽。从历史哲学上看,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公元前800至前200年这一“人的觉醒”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突破性意义,就被轻率地抹掉了。作为一个现代儒家,守持原始儒家的基本立场是绝顶重要的事情。至于在具体的研究主题上,重视公羊学的政治建构,或是彰显儒家“天”的言述,那是研究侧重的问题,不是替代儒家“人的觉醒”的选项。如果在当下,儒家一定要表述一种“回到”的立场,那就一定得回到子学时代的儒学;如果只回到经学时代的儒学,那就腰斩了儒学历史,这是真儒与伪儒的一个重要界限。立于当下,儒学得继续秉承“人”的价值,由此为“现代”儒学扎下坚强的时代根基。而这样的时代根基,仰赖自由、立宪与民主的理论滋养,并与相应的制度安排相融无间。否认这一点,就丧失了儒家对于“人”即仁爱的精神坚守,也就丧失了声称的儒家之成为真正的“儒家”的基本理由。

其次,就是一定要因“时”而“变”。这个“时”,在先秦,就是从“学在王官”到“学在民间”的演变之“时”。这是重大的历史转变,“学在王官”意味着确立中央权威,地方权力仅对中央发挥支撑的作用。“学在民间”意味着确立多元标准,展开思想竞争,激发思想活力。这个“时”,在今天,就是从帝制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之“时”。这是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在帝制中国,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国家统治哲学,但却逐渐窒息了中国的思想活力;在现代中国,儒家必须成为重新激活中国思想的动力,并为建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观念资源。这个“变”,就是中国的现代重建。这一重建,不是帝国重塑,而是作为万国之一的中国之自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政治的基本含义。就现代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讲,中国能不能凸显一个更为健康的现代国家理念,需要有自信与谦恭的共在精神,方能竟其功。这在孔子那里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调—夫子赞叹“周礼尽在鲁矣”,强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是一个因时而“变”的清醒态度。孔子为殷人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751.html
文章来源:《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9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