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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更新时间:2018-10-03 00:17:41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那就是承认学已经出于二,甚至更多。前面说了,“学”在近代文化竞争中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更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器兼有的,这里不能仔细辨析。就算这学只是高层次的器,它的空间化也隐喻着道出于二已渐成现实。

   对19世纪晚期很多读书人而言,中西各有道器已达心照不宣的程度。这个意思后来由王国维表出,即前文引述的“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所谓“道出于二”,即以前的道是一个,现在西方的道进来了,与中国的道并列,就成了两个。

   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从章学诚所谓“道因器而显”发展成“道因器而定”,则章氏所说的“道之隐”就不仅是道“不言”,而近于道“不在”了。盖中国之道在19世纪后期已经虚悬,上层的器也放在书架顶上,大家实际想要应用的,基本已向西来之道倾斜。所谓“道出于二”,已是相当客气的说法了。

  

  

   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道一而已”逐步发展到承认“道出于二”。而包括严复在内的一些人,还希望实现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即从天下仅一个道到可以有两个道,慢慢还要回到只有一个道,而那是外来的道。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

   也就是说,原来道是普遍适于全人类的,现在变成一个道适用于一定的地方——西方之道是西方的,东方(中国)之道是东方(中国)的,不排除还有其他的道(隐伏于其后的范畴,就是区域性的文明、文化和民族、国家等区分)。且道不但有空间的分野,也有时间的差异:近代人最常用的一个划分就是“新旧”——西来的道是新的,中国原有的道是旧的,而那时很多人的共识,又是新的比旧的好。这样,道就从普适性的“一”变成了具有时空性的“多”。

   放在近代“学战”的实际语境中看,这样根本性的变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或今人爱说的颠覆性变化。以前的人多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这个视角看,天变了道也就变了;反过来,如果道变了也意味着天变了。一旦道被时空化,就是彻底的变天,所以近代道的转化就是名副其实的“天变”。

   这样的“天变”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道器关系的倒置。以前不论器的实际地位有多重要,它仍是形而下的,那隐而不显的道仍处形而上的指导位置。后来则不仅有“器亦足以变道”的言说,实际也大体依此路向发展——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如我前文所说,一种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两千年以上的时间里所共遵的体制、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逐渐淡出后人的心胸,不再是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了。

   这样一种道的转换,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富强成为国家目标之后,几乎所有“寻求富强”的方式方法,都是外来的。既存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这些外来的方式方法如何被清廷及其附和者“曲解”或“改头换面”,以至于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在现实层面,富强之路的一个最大反讽,就是那些走向富强的取向,处处威胁清廷自身的统治合道性。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亡国之君作为的荒谬程度(历史教科书常说的“土地兼并急剧”和“阶级矛盾激化”一类现象,此时并不多见)。工商业等迅速上升的新经济因素,使朝廷的岁入猛增,确对社会造成了冲击,似也未曾引起历代改朝换代时的社会激变。在统治者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这与道本身的失范,恐怕有直接的关联。

   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从晚清开始,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既然退虏、送穷等具体的“用”成为正面的甚至惟一的国家目标,以及检验道之是否有效的标准,原来正面追求的“无为”,就变成了“无用”。寻求富强必须有所作为,且不能没有经费。为增加财政收入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实际非常高昂。在一般人眼中,清季最后十年朝廷最明显的“失道”作为,就是新增的税收数量大、种类多;尽管不少读书人强调与外国比,中国的税收不重,但纳税人的感受则是特别“沉重”。对本已面临着普遍不信任情绪的清廷而言,这类作为直接违背了朝廷不与民争利的传统观念,属于典型的苛政,在很多人眼里也就成为“失道”的表征。

   由于道的转换,近代中国一个显著变化是,以前君子不做的,后来都变成时兴的了。如以前主张“君子不器”,后来变成谁的器好就代表道好;以前又提倡“君子不党”,到民国初年则要搞政治就必须组党,如果不组党就没有办法参与政治,甚至连议政都比较困难。所以近代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大家不当“君子”了;或者说过去提倡的那些以“君子”为表征的行为,现在都变成不时兴甚至落伍的行为了。

   就是对读书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顾颉刚在1927年指出的,以前“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读书目的不同了,当然意味着所读书本的转变。如顾先生所说,以前读的是“载圣人之道”的书,后来就是读可以增进“知识”的书了。如今我们已经很容易接受读书是为了“增进知识”,但在“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时代,读书是要闻道,不为“知识”而读书,才是“学为人”的正途。

   在特别崇尚文字和读书的中国,这是又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能揭示近代与古代的大不同。观念转变之后的顾颉刚,就认为王国维的最大功绩,是把“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表述,载道的经典成为史料,圣贤不再是学习的楷模,道也就与“凡人”渐行渐远了。


  

   在经典淡出的同时,西向的“道通为一”还在发展,最终出现朝野一致的国家目标外倾。然而这样一种举国外倾的趋向也带来一些新的困惑。众人期望的“道通为一”是通向西方的道,可是随着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日渐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并非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既然西方自己的道就不通于一,要在中国“通为一”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先是晚清多数人认为西方就是西方,是一个整体。但一些读书人对基督教内部新旧之分的质疑,已表现出对西方之道不一的感觉。到民初新文化运动前后,这样的认知已上升到意识层面。陈独秀所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清楚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于是逐渐以国家和民族,而不是时人常用的东方和西方,来界定世界各“文明”。可以看出,中国人意识中的“西方”已在分裂。

   与新文化运动大约同时,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苏联的出现使“西方分裂”的问题明显化,而苏联很快在政治上给中国以巨大影响(文学上影响也很大,此不赘述),它支持的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成功。北伐军一面破坏敌方的统治秩序(包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以凸显敌对者的“失道”;另一面宣扬自己的事业是有“主义”的,从而确立了一种“有道伐无道”的氛围,很快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其实被推翻的北京政府也实行西来的共和政制,而北伐成功之后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分裂为左右两派。到1930年,基本上所有非蒋介石派的国民党左派、右派和其他派别联合起来,以阎锡山为首在北方和蒋介石狠狠打了一仗(史称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且不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北方派中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是自有一套理论的,而这一派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则是文化立场不同的,例如梁漱溟。换言之,这不仅是一次政治和军事的争夺,还牵涉到文化和思想等其他方面的竞争。

   如果过去是“道出于二”,这时一些对世风敏感的、或是要给年轻人指路的人已发现,西方就有两个道,意味着在中国已“道出于三”。以前中国想要学习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要向西方学习以“道通为一”,到底是学习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习英美模式的西方?这是那时候很多有心人的一大困惑。而且这个困惑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终结于抗战结束之后所谓“冷战”的形成。

   这也有一个波动的过程,起初包括梁漱溟提出“往东走”(即不学西方),一些与国民党主政者关联密切的人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其实兼学西方),以及另一些人提出的“全盘西化”等(详另文),而选项的最后确定影响到中国的命运。冷战标志着西方分成制度和思想明确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使西方之道难“通于一”的状态固化,中国人遂不得不做出“一边倒”的选择。

   重要的是,对世界上很多人而言,冷战才是西方“道出于二”的明确表征;而对热心学习西方的不少中国人而言,早在北伐前后,西方“道出于二”的冲击就已足够明显,使中国人一度面临着“道出于三”的局面。由于中国传统之道已随着经典的淡出而基本退出竞争的舞台,后来所谓“一边倒”,不过是在两种西方道路之中做出选择而已。而一些中国人比西方人自己更早也更切实地感觉到西方“道出于二”的现实,是从世界眼光看中国所必须注意的现象,也揭示出从中国看世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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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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