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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8-10-02 01:21:28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下品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下愚”,它是居恶不善的,因为它上逆于仁而下悖于礼、义、信、智。中品是居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是可善可恶的,因为它虽具仁德,但仍不免有时违逆仁德,且其在下的礼、义、信、智四德也是杂而不纯的。可以看出,韩愈以“性三品”配“仁义礼智信”,形成了以“仁”为根本,统摄礼、义、信、智的结构。

   柳宗元《时令论下》“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月令》”,批评前贤将“五常”纳入五行时令中有害无益,指出:“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也。”五常是五项常行的道德规范,沿着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

   宋儒超越五行时令解释五常的思路,更重视对“五常”的内在结构的合理化和各个德目之间关系的深入论证。

   周敦颐对“五常”予以新的解释,提出“诚,五常之本”(《通书·诚下》),将“诚”看作是“五常”的根本。他又说:“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德是仁、义、礼、智、信,即为爱、宜、理、通、守。这样,周敦颐便将天道、人性、道德建构成一个整体,为“五常”奠定了天道人性的基础。

   二程提出:“五常全体四支”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将“五常”归结为性,揭示了“性”具有本然的“善”的内在德性结构,并界定了仁为性之体,义为性之宜,礼为性之别,智为性之知,信为性之实。这样在“五常”中,“仁”居于“体”的地位,因此仁包可以四德:“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程颢《识仁篇》)“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周易程氏传》卷一)分而言之,“仁”为“五常”之一;合而言之,“仁”包义、礼、智、信,这就在汉儒“仁”为“五常”核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五常”的内在逻辑结构。

   朱熹提出了“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盖人之性皆出于天,而天之气必以五行为用。故仁、义、礼、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朱熹《玉山讲义》),要求人们以仁为本,恪守做人的根本,努力实践“五常”,养成君子,希贤希圣。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朱熹在继承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仁包四德,仁统五常。他说:“‘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朱子语类》卷六)这是以仁为本体,以礼、义、知(智)为仁之发用的体用关系。当有人问 “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朱熹回答说:“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这就是说“信”在“五常”中起着保障、承载的作用。

   程朱把五常说成是天理,是为了强调五常的本源性、普适性,增强其权威性,更论证了以仁为本、为体,义、礼、智、信为末、为用的五常之道,与汉儒比附地神圣化“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思路不同,宋儒是精细地哲学论证,体系更为完整,更具有思辨性、说服力,完成了“五常”价值观的构建。

   “五常”在汉代初步形成以后,经过后儒,特别是程朱的精细论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形成以儒为主体,诸子附翼,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互动互助的中华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结构,“五常”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论:“在中国历史发展千回百折的进程中,儒家伦理能够维系2000余年,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五常’之功不可不谓之大矣!”

  

   《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1.0万字,人大复印资料2018年“中国哲学”第4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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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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