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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8-10-02 01:21:28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火配智、水配礼不见于后儒之说,而在土配信还是配智的问题上则一直存在着分歧。

   在“五常”中,董仲舒分别探讨了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的关系,也重视信。

   关于仁与义,董仲舒在前人基础上做了创造性诠释,区分人与我来讨论“仁”与“义”的关系,说明“仁”与“义”所应用的对象与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试图把自我修养与待人处事的关系确立起来。在他看来,《春秋》的主旨是处理人与我的关系,而“仁”与“义”就是处理人与我关系的基本标准,“仁”是用来安人、爱人的,“义”是用来正我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这就是与“人”与“我”对应的“仁”与“义”的基本含义与相对关系。进一步到修养层面,董仲舒提出了“以仁治人,以义治我”的思路。董仲舒为什么要对仁与义这样的区分呢?他认为这个问题一般人不能区分清楚,就造成人们常常用仁来宽待自己,用义来要求别人。这既违背自己的处境又违背常理,必然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混乱。另外,主要是担心为政者偏于以仁义之术治人而不知以仁义为本自治,所以结合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与《春秋》之旨对仁与义进行了区分。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典型地见于董仲舒对司马子反故事的诠释。司马子反在交战中与敌方私自讲和撤兵,固然是出于仁爱之心,但在当时是违背礼制的。董仲舒解释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繁露•竹林》)在董仲舒看来,按照当时礼制,司马子反是违反了常礼。从常变观看,他有仁爱之心为常,其行为是变,他的作为是以变返常;从文质关系看,仁是质,礼是文,因仁而违礼不是无礼之意,正体现了质为文之体。这里董仲舒由《春秋》常变、文质关系来诠释仁礼关系,以仁为常、为质,礼为变、为文,在孔孟的基础上对仁礼关系的阐释有所深化。

   关于仁与智,董仲舒在荀子“既仁且智”的基础上提出“必仁且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云:“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董仲舒认为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就好像是狂悖的人还拿着锋利的武器,会干出坏事来;不智而辨、慧、狷、给就好迷路却骑着好马一般,达不到目的。如果是不仁不智而有材能,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如果既有邪狂之心,又有僻违之行,会做出许多坏事来。仁与智都同等重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仁是正面爱人,智是反面除害。正反两面合二为一,仁智统一,才能养成完美的人格。

   董仲舒也重视“信”,他从《春秋》经中的诸侯会盟概括信,“《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春秋》大义讲信用,不诈伪。以诈伪取胜是君子不肖做到,孔门后学不愿意讲五霸的事迹,就是因为五霸是以诈伪取得成功的,是苟且行为。他依据《春秋》讨论“礼”与“信”的关系:“《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春秋繁露·楚庄王》)正因为这样,他把“信”列入“五常”,但对“信”在“五常”中与其他观念,以及仁、义、礼、智、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证还不够充分,这是他五常构建的不足之处。

   总之,“五常”的提法就在贾谊那里完具,在董仲舒那里固定了下来,并初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仁与义、礼、智纵向展开的内在思想结构,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汉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董仲舒之后纬书《易纬》主要是以“五行”配“五常”,论证其天道依据,人性本源,以及与人身体的关系。代表的是《周易·乾凿度》卷上说:“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阴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显然,这里以卦气说中的四正四维的八卦方位为框架,将五行与五常相配,建构了一种以五常为内容的伦理体系,用来附会说明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方之气相应,即人伦之五常源出于五气,合于天道。与董仲舒不同的是,《乾凿度》以火、南为礼,而董仲舒以火、南为智;《乾凿度》以水、北为信,而董仲舒以水、北为礼;《乾凿度》以土、中为智,而董仲舒以土、中为信。二者相同的是都以木、东为仁,金、西为义。

   《白虎通义·五经》云:“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把“经”解释为“常”,以五经配五常,说明《五经》是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开示了互相依存,互相配合的五种人生完备的常道,具有普适性和权威性,圣人通过《五经》明天之五常之道,借以教化世人成就德行。《白虎通义·性情》还提出:“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这是从人性的深处对“五常”的阐释,说明人为什么能有仁、义、礼、智、信的德行,是因为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天之五气。这里尽管也援引了《乾凿度》“人生而应八卦之体”之说,但在以五常配五行问题上,却采用了《元命苞》、《河图》、《孝经纬·钩命决》的配法,并认为五性内藏于五脏,即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五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肺所以义者何?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西方亦金,成万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所以为礼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肾所以智何?肾者,水之精。智者,进而止无所疑惑。水亦进而不惑,北方水,故肾色黑;水阴,故肾双……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这里系采用今文《尚书》之说,以五藏配五常,以五行原理说明五藏所以五常的道理,概括出五行→五藏→五常的逻辑关系,论证的更为细致,对西汉以来儒者的讨论做了总结。

   扬雄继承董仲舒的“五常”学说,认为仁义礼智信五者皆重,不可偏废。《法言·修身》:“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李轨注:“仁如居宅,可以安身。义如道路,可以安行。礼如衣服,可以表仪。智如灯烛,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诚。”君子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须以仁为居,以义为路,以礼为饰,以智辨物,以信取信。《法言·问道》:“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李轨注:“不可无之于一。五者人之天性。四体合则浑成人,五美备则混为圣,一人兼统者,德备如身全。”“四体”指道、德、义、礼。四者以仁为本,落实在人身,所以说“以一人而兼统四体”。意思是说,用道作为行动指南,用德来获取人们的归附,用仁来爱人,用义来做准则,用礼来立身处事。这四者协调相配合就成为浑然一体的全人,分开了就形不成统一的人格。道、德、仁、义、礼这些品质对一个人来说,缺一不可,五者有机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就可以全身保性。

   王充《论衡·率性》:“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将理义之气如何禀受在身,说得更为具体。《论衡·本性》:“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论衡·命义》:“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亦有三性:有正……正者,禀五常之性也。”“五常之气”与“五常之性”有所区别。“五常之性”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则连带着五脏、五行而曰仁之气、义之气、礼之气、智之气、信之气,属于体气的概念。《论衡·物势》:“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脏在内,五行气俱。”是说五脏禀含木气、金气、火气、水气和土气五行气,并认为一人之行因此而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操守。由此看来,王充认为五常内在地具于五行之气中,不过五行之气是从禀受宇宙阴阳之气而言的,指人自然的生命,而五常虽是由五行之气生展出来的,然而毕竟是五行之气活动的应然性指向与规范。王充属于今文家,其五行、五脏、五常之搭配当与《白虎通·情性》同。

   经过汉初贾谊、陆贾、韩婴起步,到董仲舒成型,后来《白虎通》总结,扬雄、王充等人补充、修正,初步构建起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价值观。通过汉儒对“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看出,他们首先从天道根源和人性本源性论证“五常”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上依据,赋予其神圣性、恒常性、普适性、整体性等特性,其次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仁、义、礼、智、信进行发挥阐释,赋予其新的特质;第三,他们吸收阴阳五行学说,以仁为核心,对仁、义、礼、智、信进行新的整合与建构,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从此以后,“五常”就成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

  

三、五常在后世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后代儒者对“五常”的构建不断有发展和完善。

   隋唐之际的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此“五德”在天称作天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六经》中全都具备。《文中子·王道篇》:“子之家《六经》毕备,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纲五常,自可出也。”《文中子·述史篇》:“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五常之中,王通最推崇仁,以其为义、礼、智、信的基础;以性为五常的根本,五常是从人性中发展出来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乃是人常行之道,即人道。

中唐韩愈提出在《原性》中指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他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的基本内涵,此“五常之性”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本性。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己矣。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同上)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上智”,是纯善不恶的,因为它上主于仁而下行于礼、义、信、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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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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