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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

更新时间:2018-10-01 00:58:2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白鹿原的文化意蕴包含白鹿意象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白鹿原》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其核心价值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做人”二字。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忠实实践者,同时《白鹿原》展现了关学的人格魅力,是关学思想的活标本。《白鹿原》是文化反思与传统文化回归思潮影响下当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试图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确立价值基础。

   关键词:白鹿原;《白鹿原》;儒家文化;关学;寻根文学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一、白鹿原与《白鹿原》

  

   白鹿原,属于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管辖,地跨蓝田县、长安区、灞桥区一县两区的灞河、浐河之间,东起点与篑山相接,西到西安和长安,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白鹿原远古时期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的最佳之地,依山傍水,水上之洲,也叫“华胥之渚”,古称“长寿山”、“首阳山”;汉文帝灞陵位于塬上,故亦称灞陵原。又因居灞水(灞河)之上,故古代又称灞上。白鹿原名字的来源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也有“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白鹿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一个原始意象。白鹿古时以为祥瑞之兽,具有至仁至德的纯善之意。《孝经·援神契》载:“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瑞应图》云:“天鹿者,纯善之兽。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说明白鹿已经具备祥瑞之兽的特质,只有出现具备仁德的君主统治天下,人民、鸟兽深沐其恩,感怀仁德时,白鹿才会出现。作为白鹿原上最神奇的传说,白鹿被广泛的传播,给原上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憧憬,是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吉祥、幸福的象征,是白鹿原的精魂所在。

   《白鹿原》描写白鹿的传说: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

   显然,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白鹿”就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 ,所以一直在民间社会被普通百姓向往着。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典型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的描述,与象征的表达互为表里,共同昭示了白鹿意象所蕴涵的深层意蕴――仁义之德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

   其实,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也就是说,在《白鹿原》中,白鹿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生活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心理情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汇融而成的一种地域文化,属于关中文化。陈忠实自己说得更具体:“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 地理上的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充满了深沉的感情,而且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儒家文化曾经伸展发皇的地方。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白鹿原上形成了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厚积淀。特别是自北宋张载创立“关中”以来,历代大儒的出现使得本地的传统文化愈加厚重、丰富,对当地人的性格、心理、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渗透和侵染作用。“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

   《白鹿原》描述了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在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家族兴衰、民族变迁、历史动荡,从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展现了20 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根源与心理结构。《白鹿原》小说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陈忠实这样说明他的小说与现实中白鹿原的关系:“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长河叫浐河,这两条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面积最大,现在仍分属蓝田、长安和灞桥二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纪年’史料。 ” 显然,陈忠实选取白鹿原以及白鹿意象是因为白鹿原具有典型的关中文化特色,白鹿意象具有原型意义,可以反映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这里紧挨省会城市西安,比其它偏远乡村经历了更多的时代风云激荡。这里又是陈忠实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其作品必然性地溶入了这片土地上方方面面的文化滋养。正如有评论家所论,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不仅如此,“白鹿原既是陈忠实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们的家乡?它早已在陈忠实具有原创性的充满‘在场感’的非虚构创造中,展示了其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普遍性。于是,白鹿原,泥土深处既荒凉苍茫,更野气横生,蓬蓬勃勃。白鹿原上空的一朵云,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飘忽不定,更真切而诗意地表现了乡亲灵魂与信仰的枯与荣。” 所以,白鹿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白鹿原》打上了厚厚的底色,这既是自然环境的底色,更是人文环境的底色,还是精神家园的底色。白鹿原与《白鹿原》,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就源于儒家文化。

  

二、《白鹿原》与儒家文化


   (一)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体和主根,而儒家文化则是儒学的思想观念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置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认为儒学可以分成表层、深层两层结构:所谓儒学的“表层”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利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们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 由于儒学“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所以,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骨干,主要在它已化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正因为此,不但在“大传统”中,而且也在“小传统”中,儒学都占据统领地位。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准确地讲就是儒家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儒家文化成为白鹿原这块儿关中古老土地的最坚实、最深厚的文化基础。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而仁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故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仁为本。儒家经典《中庸》、《孟子•尽心下》、《礼记•表记》、《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引用据说是孔子说的:“仁者,人也”,这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与“人”在基本内涵上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仁道”与“人道”也就是相通的。《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朱熹《孟子集注》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就在于人具有仁这一道德。

   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从孔子、孟子到张载,到《白鹿原》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历代儒者都在不断地诠释仁义思想,践行仁义之道。孔子思想中有仁和义,其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义”则是根据具体情况处事合宜的道德标准。孔子强调的重点是“仁”,其它德目的没有得到太多显扬。孟子以仁义为本,进行人禽之辨和义利之辨。《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就是说,人与禽兽最根本差别是人有扎根于心的仁义,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是从此发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表面上有意地行仁义,此即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见梁惠王时针对梁惠王开口即问何以利吾国,他明确地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旗帜鲜明地把仁义放在利益之上。《易传•说卦传》亦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是人道的主要内容。《礼记·丧服四制》:“仁义礼知,人道具矣”,把仁义与礼智看成是人道的基本原则。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地生人,人就与天地并列为三,居中而立,天气为阳,地气属阴,人在之间具备阴阳二气。天的德行是施与,地的德行是化育,人的德行就是仁义。这就以人的道德性彰显了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特殊地位。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而且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张载说:“易一物而三才: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仁义德也,而谓之人。” 这是揭示易的本质是一物含天地人三才,其中阴阳二气的构成了天道的运行的方式,刚柔材质构成了地道存在的形式,仁义道德则人道所独有的。但是,这三者虽然是可分的,又是一体的,体现为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张载接着又说:“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

(二)由牛兆濂到朱先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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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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