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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

更新时间:2018-10-01 00:58:2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是指传统儒学,包括地域形态的关学沉淀在白鹿原这个地方,并与当地民风民俗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民间化、社会化、生活化的文化现象,是以儒为主,融汇了道佛、民间礼俗、民间信仰等形成的亚文化形态。

   《白鹿原》在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突出的体现:小说有一个贯穿始末的关键词,叫“人”——“做人”。白嘉轩夸赞鹿三说:“三哥,你是人!”白嘉轩自己的最高信念也是“做人”,他说,要做人,心上就要插得住刀。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她对白嘉轩说:“你不让我做人,我也不让你做人。”人者,仁也,包含着儒家精神中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深刻内涵。“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尊严的人、以仁义为本的人。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格建树。《白鹿原》的作者,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入腠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来,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犹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库藏。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尤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突现于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白鹿原》中的大儒朱先生就是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是在牛兆濂生平事迹基础上的艺术创造。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家就在白鹿原下。他有句名言:“学做好人”,这是儒家思想重视道德价值,以做人为本简洁而朴素的表达。牛兆濂作为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信奉程朱理学,精周易,善推理,能预见,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牛才子”。先生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从此,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以牛兆濂为原型的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正统传人,他与白鹿书院就成为《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中心,成为影响世道人心的道德源泉。白鹿原上的人们大都是在书院接受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学习文化知识,学会做人做事。朱先生是《白鹿原》精神象征,他奉行儒家“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内圣外王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穿的粗衣布鞋,吃的粗茶淡饭,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品质,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修养风范;他秉承传统儒家教书育人,教化社会,化民成俗,他以仁义为宗旨制订了《乡约》,指导“仁义白鹿村”的建设;他刚正不阿,在各方势力面前,不卑不亢,洁身自好,保持了君子本色;他忧国忧民,亲套犁铧禁烟,只身劝退方巡抚,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尽显英雄豪气;他宽厚仁爱,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弟子,还是想改过向善的黑娃,都显示了他仁厚广阔的胸怀。朱先生的精神内核就是“仁义”,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怀仁和怀义就是希望把儒家的仁义观念代代相传下去。特别是黑娃,可以说是朱先生的另一个极端,最后又皈依在朱先生的门下。黑娃自幼不服管教,娶田小娥为妻,当土匪头子,最后幡然醒悟,戒掉大烟,改邪归正,拜入先生门下,开始用功读书,修身养性。黑娃对朱先生的皈依,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皈依,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背离而灵魂飘荡,精神无所皈依以后,重新对民族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回归,对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信仰和皈依,是当代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上浪子回头的象征。

   朱先生的知人和交友原则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儒家强调“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在白鹿原上能与朱先生称友人为数不多。他受江南友人之邀去南方讲学,见到那些比较新潮的南方学者的背离儒家修养的种种行为之后,当机立断,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由佛袖而去,返回陕西。后来朱先生担任赈灾大使,选用信得过的人手;编县志也选用旧时同窗密友,或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这些人品貌端正、与世无争、童叟无欺,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调解争执,都是具有儒家文化素养的地方乡贤,是把儒家思想传播推行到社会低层的民间儒者。他们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人物,他们无需政权的介入,也不使用强制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是儒家文化的力量,遵循的是儒家文化价值,依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总之,朱先生是《白鹿原》一面思想和行为的旗帜,是白鹿原的守护神,是白鹿原的精魂。

   但是,令人心酸的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朱先生自己内心其实也很孤独。在朱先生去世一幕非常感人,当时夫人朱白氏正在给朱先生剃头,朱先生扬起头诚恳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两行泪珠滚滚而下。朱白氏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这说明朱先生本人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冲击,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已渐渐地远离我们时的无力和留恋。在这种情况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都不能不流泪,都不能不体会到一种精神放逐的痛楚。剃完头后朱先生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最终化为白鹿飞走了,他的离去,实际上暗含着儒家文化要遭受重创的命运。果然,在朱先生死后十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把儒家文化打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尽管如此,作者在这里借用白鹿意象想传达的深层寓意是:不管在任何的时代,儒家文化都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它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最后的白鹿给我们带来了欣慰和希望,传统的“仁义”如同腾起在白鹿原上的那头白鹿精魂一样,必将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三)儒家仁义的忠实实践者——白嘉轩

   白嘉轩以“学为好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以“仁义”作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是传统农村伦理秩序的维护者,是传统社会道德礼义的守护者。小说写到:“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就是乡规村约,以致从街上走过,喂奶的媳妇们纷纷躲避。白嘉轩真诚地恪守着他信奉的道德律令,用以律人,更用以律己。”《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白鹿原》“仁义白鹿村”的由来是这样的:一位李寡妇经中人买给白嘉轩六分土地,白嘉轩慷慨地说:“孤儿寡母,甭说卖地,就是周济给三斗五斗也是应该的。加上五斗!”表现了同情贫弱的仁义心肠。然而在白嘉轩不知道的情况下,李寡妇原已答应鹿子霖用土地抵押借款,从而引发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纠纷,经朱先生和冷先生调解,轩、霖二人当面和好,并一起扶助李寡妇。这一举动震动乡原,感动县长,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

   “仁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白嘉轩在朱先生“学为好人”的思想影响下,自觉忠实地践行仁义,以仁义为人生的圭臬、做人的标准。白嘉轩勤劳俭朴,躬身劳作,修身齐家,重义轻利,达观宽容;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矫情,不图回报;他家底厚实,原上原下有田地,槽头有牛马,基地上有房屋,土墙里和脚地下的瓦罐里藏有金银,但他却“富而无骄”、“富而好礼”;身为族长,他关注村民疾苦,在众人利益受到伤害时,他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率民抗税交农;在白狼搅得村民人心惶惶之际,族长一声锣响,人们迅即聚合,捐钱出工,修补堡子、燃火拒狼;他运用宗法的权威,修葺祠堂,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久旱无雨之际,他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拖着残疾的身躯,率领族众伐神取水,以虔诚祈佑上苍的庇护;辛亥革命后,他从朱先生那里寻得了救世良药——《乡约》,以此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从而使白鹿村的人们生活安定有序,恶习荡然无存。总之,在村中重大事情面前临危不乱,不论是在土匪动乱、灾荒饥馑、瘟疫肆虐,还是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刻,都以儒家实用理性的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刚毅执著的性格、坚强不屈的意志处之,在白鹿原上树立了威望,使“仁义白鹿村”声名远播。

   他重视教子读书,为使下一代能更好地传承儒家思想,他和鹿子霖共同开办学堂,为族中的青年人提供教育的机会,被朱先生誉为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并亲自推荐自己的同窗学友徐先生坐馆执教。学堂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重要传播途径,既有启蒙后代子孙识字念书晓以礼义的愿望,更寄寓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对传承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美好理想。朱先生所推荐的徐先生来白鹿村执教时,在学堂开馆典礼中说了一句话很好地揭示了小说的主旨:“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两个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两字。”

   白嘉轩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与其良好的家风教教分不开。《白鹿原》描写了白嘉轩家族史中的几个故事:一是白嘉轩上推六代祖先白修身,在凭借辛勤劳动而还清债务置买了少许土地后,给每家送去自己地里打下的第一茬麦子蒸出的白馍,以回报幼年讨饭身处绝境时周济过他的乡亲的馈赠之恩,使那些未曾接济他的人也感动以至羞愧,其意即在乡里树立“仁义”的道德精神,也给白家留下了仁义的门风,此后白家老几辈都是仁义居家;二是白克俭,在大旱之年领着族人打井累得吐血而死,名字被刻在井台上;三是那位领着族人在打杀贼人中被刀劈成两截,成为白鹿原一举廓清匪患的英雄的族长;四是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从来不打骂雇工,绝不克扣雇工工钱,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一张桌子吃饭,在他家做过工的人都和他成为交谊甚笃的朋友。长工鹿三的父亲在白家干了一辈子,与白秉德一直关系友好,白秉德还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办了婚事。这些家族故事凝结为白家“淳厚的祖德”,留下了“耕读传家”的白氏家训,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家训,把这四个大字镌刻在他家的门楼上,两根眀柱上还写有“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诠释。在教育儿子上,白嘉轩以严父的形象,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儒家传统文化灌输给儿子,让他们也走“耕读传家”之路。这样,他为整个白鹿原树立了一种精神丰碑。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白鹿原这块古老的大地虽历经纷争与磨难,却坚强而执拗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白嘉轩的“仁义”集中体现在对待下人的关系上。他与鹿三是主人与长工的关系,他却以仁义为怀,对鹿三情同手足,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怀的生动写照。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从父辈起就结下友谊,兄弟相待至死不渝,成为一种儒家道德意味的主仆关系。小说中描写他们两人的“义交”尤为感人,他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睡同样的,吃同样的,两人间的感情就如同兄弟,是儒家拟血缘亲情关系的扩大。他们一起劳动的场景,那么默契、那么和谐,宛然一幅动人的田园画。白嘉轩常常教育子女要尊重鹿三,并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当干大,鹿三死后,白嘉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表现出了白嘉轩对鹿三的丰富情感。他对长工鹿三之子黑娃一视同仁,让黑娃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儒家思想;当黑娃不愿学习而要去外面闯荡时,亦表现出族长应有的宽容和大度;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让白嘉轩觉得丢脸,但它仍能劝慰鹿三;黑娃派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他仍采取不追究的态度,以德报怨,亲自迎接黑娃回家祭祖;他可以不记前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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