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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公共性的理念与现实

——以古典共和治国纲领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分析

更新时间:2018-09-29 22:44:13
作者: 张凤阳  
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召集民众,咨询他们的意见。”(库朗热,2006:298)这样,“共和”便昭示了一个理性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政治发展路向。

   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阿伦特强调,在实现机制或呈现方式上,“公共性”意味着“公开性”和“公众性”(阿伦特,1999:38)。因此,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不是王宫密室,而是向全体公民敞开的透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为商讨公共事务而集会,或慷慨陈词或悉心倾听或相互激辩。同时,公正的法律和规范的程序,又为化解分歧提供了游戏规则,遂使集体共识得以达成。因为亲自出场,直接参与公职人员的选举及公共事务的议决,公民便在心底滋生一种担当国家主人的强烈感受;反过来,这种感受则进一步激发其政治热情,从而鞭策他们以更加自觉和积极的姿态履行公民义务。这样,在共和国与公民之间就确立起一种牢固的共生关系。阿伦特将这种关系模式描绘为一个“共有的世界”,说公民进入这个世界,就像一群老友围绕一张桌子落座,既彼此区分也紧密相联(阿伦特,1999:40-43)。 谓之“命运共同体”。

   从根本上讲,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属性不是“血缘—宗法”的,而是“公共—政治”的。西塞罗有言:“任何社会关系都没有国家把我们联结得这样紧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朋友是亲爱的,但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Cicero,1991:23)因此,属于同一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个神祇,尽管易于形成认同,却不是爱国的充足理由。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公民的忠诚和热爱对象,归根到底是因为它的优良政制和公正法律承载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公共善。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公民为祖国的伟业而自豪,并愿意担当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也为祖国的危难而忧心,所以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勇敢地奔赴战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古典共和传统所极力高扬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情怀。

  

二、培育优秀公民的“德治”

  

   在古典时期,培育优秀公民的“德治”通常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一种代表性说法是,城邦的治理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性格的高下”,因此,必先提升人民的素养,然后才好谈论“较高的政治度”(Ciecero,1991:23)。详细评述古代立法家和思想家出具的各类“德治”方案,超乎一篇短文的可能驾驭水平。为便于理解古典共和的治国理路,不妨通过几个简单的设问,看一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共和国为什么要兴办育人工程?

   在古典语境中,“德性”(AreteViryue)一词的原意是“优秀”和“卓越”(麦金太尔,1995:154)。要活得出众、高贵而不能平凡、庸俗,这是古典伦理反复叮咛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并出色地运用其功能的品质。”(亚里士多德,1992:32)一般而言,特定“功能”的出色发挥要依托某种不凡的“天赋”和“技艺”,譬如擅跑之于运动员、口才之于演说家等等,但是,仅当服从和服务于正确的目的,超凡的“天赋”和“技艺”方能在根本上成就人格的“卓然”与“高拔”。因此,从“目的—手段”的辩证关联来看,广义的“德治”差不多就是“公民教育”的同义语,其实质是“以德驭才”,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古典时期的主流政治思想家,通常都强调国家的某种伦理目的。在“王政”体制下,这种伦理目的的达成,主要仰仗“明君”,间或也诉诸“贤贵”,至于“良民”,除对统治者的忠诚和恭顺外,并不需要什么参与政事的公共美德。但是,“共和”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一方面,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共和国的政权由全体公民来“共享”,共和国的事务由全体公民来“共治”,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以及积极影响公共决策的强烈的主体效能感,便成为共和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出于“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权力又不可被假公济私地使用,公共论坛亦不能沦落为集团私利的博弈场所,公共秩序更不能被偏执情绪和过激行为所滋扰破坏。这样,对共和国的良好治理来说,公民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堪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文化建设工程。

   ———公民美德教育有何原则要求?大略而论,公共精神不外“奉公”和“守法”两端。因此,共和国的良好治理首先要求,进入政治过程的每一位公民都应将“公共利益”摆在优先地位。他们可以陈述个人见解,也可以相互质询和论争,但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商国是,根本是为了寻求促进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这同时又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的每一位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及有关程序,并本着“公共理性”的原则,对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提供可以合理辩护的正当理由,而不可一味突出个人偏好,甚至进行不法威胁。“一个共和主义的公民不是一个任意妄为地、冲动地或鲁莽行事的人,而是一个按照他或她也参与制定的法律行事的人。”(达格,2007:200)

   西塞罗强调,相对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应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道理很简单:公共职位实质性地联系着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此,一当政府官员丧失道德约束,共和国就会被拖进政治腐败的漩涡。在西塞罗看来,“任公职”意味着“做公仆”,所以,为官之德的精髓在于全心全意为共和国服务。这尤其要把握两点:一是关切“民众的福祉”,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二是着眼“国家的整体利益”,顾全大局,不可偏袒一部分人而辜负其余的人(Cicero,1991:33)。若普通公民克己奉公,政府官员一心为公,共和国的良好治理岂不就水到渠成吗?这是理想的期待。

   ———哪个领域才能展现公民的优秀和卓越?客观地说,古代共和国公民的私人生活绚丽多彩,这已为史学研究所证实。但是,“实然”与“应然”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在古典共和语境中,经营私人事务及获取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之被肯认,仅限于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必要保障,而其本身并无什么“目的论”意义的自足价值。阿伦特指出,“阻止城邦侵犯其公民的私人生活并使每份财产的界限保持其神圣性的,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而是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他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他没有适合自己的立足之地。”(阿伦特,1999:23)比较起来,在古典公民美德教育方案中,反对将私人事务凌驾于公共事务之上,还只是一种“弱”表达,其“强”表达见于伯里克利的那个著名演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修昔底德,1997:132)在私人领域,一个人可以做营生聚财富,可以居家安乐,也可以交友联谊,所以会自然而然地勾起人们的欲望和兴趣。但是,按照古典共和的价值观,沉溺于私人生活而不能自拔,是一种堕落,只有投身公共领域,一个公民才能超越狭隘的私密体验而打开一道公共性视界,进而以其睿智的见解和果敢的行动,在开放透明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作为大写的人的德性辉光。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动物”优于和高于“社会动物”。这也就是为什么阿伦特着意强调“卓越”一词仅仅与“公共领域”相关联。“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阿伦特,1999:32)如果对这块地方再行区分,便有两个典型场域,即保家卫国的“战场”和公共论辩的“广场”。

   ———“勇敢”的武德如何在爱国主义框架中恰当表述?

   一般认为,“爱国主义”典型体现了共和国公民的公共情怀。正因如此,“勇敢”便在“共和”的美德谱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面对死亡而不畏惧,就是“勇敢”(亚里士多德 1992:53)。但严格说来,“勇敢”既非“胆怯”亦非“斗狠”。英雄在征战搏杀中展示的豪迈气概固然令人敬仰,但是,将“勇敢”尊为崇高德性,并不因为它是单纯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它是一种捍卫共同体所必须的公共品质。为了超个人的价值而勇敢地冒险和献身,乃是休戚与共原则的杰出体现,所以应该得到崇高的荣誉。反过来看,“某个把荣誉当作如此伟大的善的人,必将志愿冒生命之险并准备勇敢地去死。”(麦金太尔,1996:58)这是一种高贵气节。它不仅因为勇武和刚强,更因为源于公共责任感的克己和忠诚,而显得庄严伟大。在古典时期,尚武之风盛行者,先有斯巴达后是古罗马,其典型的公民形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农夫—战士。自古至今,军人的诸多品质,如勇武、坚毅、果敢、吃苦、奉献、团结、守纪律等等,都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推崇。不过必须指出,仅仅用“武德”来附会“爱国”,却是片面而有害的。亚里士多德在很多方面修正了柏拉图的论点,可他十分认同老师倡导的这一原则:立法的根本宗旨应落脚在操持“和平”而不是“战争”(亚里士多德,1995:389-394)。西塞罗说公民对祖国的忠贞和奉献是一种比亲情友情更具包容性的大爱,但他关于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审慎区分却提醒人们,切不可把“爱国”等同于“黩武”(西塞罗,1997:112-113,120-121)。辩证地看 ,在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听从祖国召唤,奔赴前线,奋勇杀敌,这是他的义务;而在和平时期的常态国家治理中,每一个公民又应该与其他伙伴成员一道,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对话和协商,这也是他的责任。唯其透过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发明,才能对“公民爱国主义”给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Maurizio Viroli,2002:69-70)。由此推衍,“勇敢”之为美德,也就不独表现在激烈厮杀的“战场”,还表现在自由论辩的“广场”。以身殉国的赤诚无畏令人感动,主持公道、捍卫公益的大智大勇不是同样令人敬佩吗?

   ———“雄辩”的文才何以成为积极公民的必备修养?

   阿伦特尝言,纯粹的暴力是“无声的”,不过是动物性的“前政治手法”。相形之下,国家的良政善治,“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强制和暴力来决定。”(阿伦特,1999:21)因此,在共和国的公共空间里,到处都充满了“声音”:法庭辩论天天举行,公民大会常有演讲和议决,就是在散步途中偶遇,也会为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争得面红耳赤。按照议事规程,政治论辩当然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无理取闹;但是,确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发言权,却是共和国的首要政治法则。如果用暴力强迫人们就范,仅是权贵出声,而整个社会陷入沉寂,那怎么可以妄称“公”、“共”、“和”呢?

在古典时期,雅典民主将论辩之风推到了极致。后来的罗马共和国不能完全与之媲美,却也是积极推行。关键在于,共和国既是“公天下”,则公共审议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其国家治理的常态。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斯金纳指出,投身公共生活的公民需要具备两项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发现真理的理性和使他的听众接受真理的口才”(斯金纳,2005:87)。因此,“修辞术”和“雄辩术”就成了共和国公民教育的重要项目。西塞罗认为,生动感人地表达公共利益,能产生凝聚民心、催人奋发的效果。所以,共和国的善治,首先要求政治领导人出色掌握并灵活运用雄辩术,以说服民众接受合乎公共利益的法律及政策。普通公民或许不具备演说家的天赋和技能,但他们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便对公共舞台上的各种主张做出独立判断,并择善而从之(西塞罗,2007:320)。按照古典共和的美德伦理,不管是健硕的体魄与高强的武功,抑或是精妙的修辞与激扬的雄辩,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技艺”。某些人对这类“技艺”的掌握和运用可能达到了“卓越”的地步,所以显得出类拔萃。但不能据此断言,他们就是共和国的栋梁之材。西塞罗强调,目的论意义的公民之“好”,在于对共和国满怀忠诚,自觉自愿地服从和服务于公共事业,“恪守信仰、遵循公正”,不仅“为共同的利益工作”,必要时还“为共同的利益献身”(西塞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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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3月第69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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