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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城 黄振乾 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

更新时间:2018-09-29 21:09:55
作者: 叶成城   黄振乾   唐世平  

  

   摘要:关于案例选择的方法论文献中,时空常常被忽略。本文认为基于时空的案例选择令社会科学中的案例研究的更具同质性与可比性,同时也避免了概念和机制在不同情境中的歧义。案例选择的时空规制为研究设计带来诸多优势:它为样本选择本身带来了便利,在案例选取的层面实现了动态比较,并以增加案例的内部有效性为基础提高了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本文通过对两本比较政治学著作来展现时空规制的优势,并提出了将时空规制加入研究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

  

引言

  

   因果解释是社会科学不同于人文和历史学科最重要的标志。社会科学研究试图通过比较分析给出从原因到结果,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因果解释。在定性研究中,案例选择是因果解释的基础,错误的案例选择会削弱乃至于摧毁整个因果解释的可信度。

   然而,既有的案例选择方法讨论却都几乎忽略了时空这两个最重要的背景约束因素。过去的方法论文献中,已有许多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案例选择的方法论思考,但是尚未有文献深入思考时空条件与案例选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果之一是许多研究的案例选择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案例研究的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依托于具体的时空情境。

   因此,时空是案例选择中最为根本性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恰当的时空范围和情境下进行案例选择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的前提,它可以帮助我们修正既有的对案例选择不全面的理解,整合既有的对案例选择的多种理解,而且得出的学术建议更加简洁、有效和全面。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一、时空与案例选择:过去文献的不足

  

   在前社会科学时代,因果分析少有案例选择的意识,往往是通过零星的举例说明来佐证观点。因此早期的作品往往以个案分析为导向,基本遵循历史学家的观察方法,着眼于特别引人注目的案例,包括有影响力案例、极端案例、异常案例等(Seawright and Gerring, 2008)。这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中体现地尤为突出(例如Anderson, 1974; Hintze, 1975;戈德斯通, 2013; 摩尔, 2013)。另外,早期的学者一个误区是只研究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而忽略了没有发生的事件或者说负面案例,例如只关心法国大革命而不关心为什么西班牙不会发生类似的革命(叶成城、唐世平, 2016)。

   在自然科学方法被逐渐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科学方法开始逐渐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早期的比较方法以密尔(Mill, 1882[1843]: 478-537)关于求同法与求异法的经典论述为基础。早期的方法论研究提出了案例选取的两种思路。其一,部分学者提出以最大差异原则选取案例(Lijphart, 1975; Meckstroth,1974),即选取只有一个条件相同而其他条件完全不同的案例,从而认为导致结果相同的相似性即为原因。其二,亚当·普沃斯基等人提出了关于“最相似系统设计”的原则,即在其他条件一致时,导致结果不同的差异即为原因,他所谓的“系统”大体上指的是国家(Przeworski, 1970: 31-35)。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两种方法往往被同时使用,例如最为常见的2×2交叉列表。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结果正负案例对比来加强理论说服力(如Ertman, 1997; Tilly, 1990;斯考切波, 2013;唐宁, 2015),但这些案例选择方法仍然无法避免这两种方法内在的缺陷。求异法的缺陷往往是质疑案例选择多大程度上接近于一种“最大相似性”(Mann, 1986: 501-503),以及对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的定义(M?ller,2015)。而对于求同法的质疑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查尔斯·拉金(Ragin, 2000; 2008)对于多重因果性的质疑,即结果的相似性可能出于其他不同的组合而非自变量的相似性;另一个则是对因变量的选择性偏差的质疑,即只选择结果出现的案例可能会导致因果推断的偏误(Collier and Mahoney, 1996;Geddes, 1990)。

   定量研究者提倡尽可能多地增加样本数量,以此来增加结果的可信度。利普哈特(Lijphart, 1971: 686, 1975)认为,案例选择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多地增加样本数量。芭芭拉·格迪斯(Geddes, 1990)提到不能够基于少量数据而下定论,他认为需要尽可能全面地选择样本,避免根据因变量选择案例。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同样认为处理有限样本的策略是“次优”的,研究者应该增加样本数量来增加因果解释力(King et al., 1994: 217)。这类案例选择的方法是基于大数定律,即以通过随机抽样借助样本来推测总体的案例选择方法。定量研究者提出的这种建议同样遭到批评,这类问题事实上是由于忽视时空规制而产生的,因为时空的规制限制了样本数量的随意增加,许多研究的样本数量是不可能增加的。同时马奥尼和格尔兹(Mahoney and Goertz, 2004)认为,不基于因变量的案例选择方法可能会导致无法区分负面案例和无关案例,如果将许多不可能发生的案例纳入分析,最终干扰因果推断的准确性。

   案例选择的方法在经历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论之后,开始出现新的基于混合方法的案例选择(Goertz and Mahoney, 2012)。一方面,许多学者发展了传统的定性研究,提出了更为精致的案例比较分析,来完善和弥补过去对于案例研究中的样本过少而变量过多的批评,这些方法包括: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方法来增加可信度(Collier, 2011; George andBennett, 2004; Mahoney, 2012);用匹配分析(matching)在大样本中选择案例进行比较(Abbot and Tsay, 2000; Nielsen,2016);通过对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来兼顾内部和外部有效性(George and Bennett, 2004; Slaterand Ziblatt, 2013);采用配对比较(paired comparison)共同使用求同法和求异法(Tarrow, 2010; Gisselquist,2014)。另一方面,杰森·西赖特和约翰·耶林(Seawright and Gerring, 2008)试图融合定量和定性的案例选择方法,总结出了七种案例选择技巧:选择典型案例、多样化案例、极端案例、异常案例、有影响力的案例、最大相似案例和最大差异案例。

   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分析,它的基本逻辑都是通过有控制的比较来进行因果推断或因果解释,控制比较需要的是案例之间的相似性,但许多研究者在这过程中忽视了时空对案例选择的根本性限制。例如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具有五千年历史中帝国的相似性,并声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时空差异下的惊人相似之处”,但这种研究遭到批评者的广泛质疑(Mann, 1986: 167)。尽管已经有研究者意识到了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s)的重要性(Mahoney and Goertz, 2004),并且许多优秀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使用时空的概念来规制案例选取(例如Mahoney, 2010; Slater,2010),但是尚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时空规制在案例选择中的作用,以及用时空来规制案例选择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操作方法。

   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时空视角给出一种案例选择的方法论思考,从而可以减少乃至规避过去案例选择中的误区和错误。剩下的内容分五部分论述。第二部分从逻辑和概念两个层面讨论用时空规制案例选择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介绍了用时空规制案例选择在方法论上的优势和意义,第四部分用两本著作作为一正一反两个案例来展示基于时空进行案例选择的所带来的优势,第五部分进一步介绍用基于时空进行案例选择的基本操作化流程,最后部分是简单的结论。

  

二、案例选择的时空背景

  

   正如迈克尔·曼所言,每一个事例都在时间中发展,这一动态本身必定是我们解释其有关结构的组成部分(Mann, 1986: 174)。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从时间上来看,时序、时机、节奏、情境等等都会影响到研究者对于案例因果机制的理解(Grzymala-Busse, 2011; Pierson,2004;郝诗楠、唐世平, 2012);从空间上来看,距离、经纬度和地貌同样会影响到国家兴衰的因果路径(Diamond, 1997; 叶成城, 2015)。时空因素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因果推断中是如此重要,我们将从逻辑和概念两个层面阐述时空对案例选择的重要性。

   一方面,从逻辑层面而言,基于时空的案例选择更加符合密尔方法的逻辑和案例研究的同质性假设。在密尔自己的体系中,所有方法都归于求异法,而求异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控制变量并分离出原因,密尔甚至认为他的方法不能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卡拉曼尼, 2012: 13)。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往往通过大样本的随机因果效应或在小样本中用案例研究或过程追踪来来加强理论的可信度,但无论是讨论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还是结果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都要基于案例的同质性假设。在因果推断中,案例之间的同质性意味着因果效应相同,即在不同案例中,同等的自变量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变化是相同的(King et al., 1994: 91-93)。在标准的统计中,不可能估计个体的因果效应,而只能针对一个总体来估计平均因果效应(Goertz and Mahoney, 2012:47)。在因果解释中,时空差异显然会对原因到结果之间的机制产生干涉作用,从而使得同质性假设荡然无存。

   时空差异往往隐含着大量的情境差异,例如距离所带来的影响在不同时空中是完全不同的:几千公里的距离在古代就可能造成彻底的隔绝,而在现代则仅是飞机几个小时的航程;再比如同在大航海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差异,同样距离对于欧洲和其它地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时空限制可以保证案例比较的同质性和可比性,从而将相关问题的文化和历史因素考虑在内(Ragin, et al., 1996: 752)。故而存在较大时空跨度的研究往往会遭到质疑,因为宗教、科技水平、生产力方式、地理环境、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等等诸多因素都没有被控制,这些差异会削弱求异法的逻辑基础,从而降低理论的可信度,例如如果将近代欧洲和春秋战国进行比较就会面临类似的困境(许田波,2009)。

另一方面,从概念层面而言,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变量和机制都带有时空的烙印。时空存在着特定的情境含义,这种含义会对于概念的定义产生影响,也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控制变量。情境由多层非同步的政策、制度和各种背景条件所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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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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