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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城 黄振乾 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

更新时间:2018-09-29 21:09:55
作者: 叶成城   黄振乾   唐世平  
它并非自变量或者因变量的原因,但可以影响原因到结果的过程(Falleti and Lynch, 2009: 1145-1151)。时空的情境含义意味着外部环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变化,为了观察和发现这些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就需要对时期进行分段(periodization),从而保持背景因素的持续性。因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人,对于特定概念或者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一旦所选择的案例时空差异过大,就会影响同质性假设,即便研究者使用了同一概念也是如此。例如18世纪西欧的封建地主制度尽管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视为类似的封建制度,但它同中国战国初期的封建制度相比,就不能视作统同一概念(M?ller, 2015: 662-666)。

   机制的时空性同样意味着案例选择需要接受时空因素的规制。在时间层面,案例研究中的因果机制的研究都需要涉及到机制的环境、初始条件以及结果变化的等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进行因果叙述的基本前提。事件的发展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积累效应,在过长的时间段中我们往往很难区分因果机制。而忽略时间会对探究那些与时间共变的机制造成障碍,例如各类社会演化和学习机制。因此我们需要截取特定的时间段进行案例分析来避免无限回溯的问题,例如选取出现明显的路径偏离,前后因果关系不明确的关键节点(Pierson, 2004; Slater;2010)。当研究者选择相似时间段的进行分析时,往往也意味着空间上的相近或类似,否则就很难恰巧在相近时间发生类似的变化。在案例研究中,休厄尔(Sewell, 1996: 258)所说的在独立性和对等性之间加以权衡的问题并没有过去学者所想象的严重。因为作为研究案例的行为体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体系,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系的影响,而时空的规制可以最大程度控制这种影响。例如当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意识到英国所获得的优势时,就会通过变革来模仿和学习,而同时期的“东方世界”由于距离遥远则缺乏这种意识和动力,因此选择18西欧作为研究的时空时,就一定程度地控制了个案在空间上的互相影响(例如叶成城、唐世平, 2015; 2016)。

  

三、基于时空进行案例选择的优势

  

   前文所述用时空对案例选择进行规制的理由可以反过来视为无视时空差异进行案例选择会带来的缺陷。笔者将在这部分重点讨论对案例进行时空规制所带来的优势,主要从案例选择、案例比较和案例的内外部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时空的案例比较与求异法的逻辑(最大相似性原则)更为接近,但基于时空的案例比较这并不仅仅限于对求异法逻辑的优化,因为将特定时空中通过求异法所发现的机制,拓展到不同时空中时,则是基于一种求同法的逻辑,这样的求同法说服力更强。

   首先,时空规制给样本选择本身带来了便利。一旦在理论和样本的选择中限定了时空范围之后,可供选择的案例数量就会急剧减少,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故而时常可以实现“全样本分析”,研究者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所谓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即无需再面临如何从数量庞大的总体(population)中选取样本(sample)的困境。与此同时,研究者在跨越时空的案例选择中,往往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即只选择特定时间或者空间的案例是否存在风险,例如对于现代化研究就需要考虑是否要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在东欧和西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各选一定的案例进行研究,但这又会降低案例的同质性,并且由于实际研究中资料和精力的限制,研究者通常无法满足同时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要求。在斯考切波(2013)关于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研究中,往往会面临无穷无尽地案例选取的问题,因为其隐含的时空范围是在18至20世纪各大洲内,无论是正面或负面案例的选取总可以找到各种“反例”,她被指责缺少了关于殖民地国家的研究,而加入这些样本之后其结论就无法成立(Geddes, 1990)。但是如果限定了其时空范围在18世纪的西欧,那么案例的样本量就会减少至4个,即18世纪的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西班牙,也不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因为已经构成了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全样本(叶成城, 2017),同时也可以发现西班牙的案例被研究者忽视了(叶成城、唐世平, 2016)。

   其次,时空的规制在案例选取的层面可实现了动态比较,类似于在实现了从单一的时间或空间的“截面数据”到“面板数据”的飞跃。案例比较研究按照是否具备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变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反事实比较、空间比较、时间比较和动态比较(Gerring, 2007: 152-154)。(1)反事实比较同时缺乏时空维度的变化,如地理、制度、社会等结构性因素,只能通过反事实假设来产生“变化”。(2)空间比较因为缺乏样本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只能对案例内部的数据进行截面比较。由于没有案例内跨越时间的比较,我们对于案例的选取将仅仅限于截面数据,许多外生因素将很难被理论考虑在内。(3)时序比较倾向于采取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由于缺乏对照组,只能够通过自身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变化,比较特定因素对于结果的影响。由于没有空间层面跨案例的比较,时序比较对于案例的选择将仅仅限于时间序列上的截断,而无法拓展案例的普遍性。(4)动态比较则兼备了案例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它考虑时空维度的变化,是最接近于实验状态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类似于药物实验中,设置了使用药物的实验组和使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来察看用药前后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分析,其案例选取总是倾向于采用“面板数据”,前者采用了面板回归而后者采用了动态比较。除此之外,动态比较的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可以最大化情境因素的实证意义:一方面情境因素可以通过在时间上的变化察看其作为干涉变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空间比较过程中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而实现同质性假设(Klingman, 1980)。但是面板数据也仅仅是实现了一种相关性的共变或者探求充分条件,而无法去探讨因果异质性(causal heterogeneity)和具体的作用机制,只有过程追踪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最后,时空规制通过增加案例的内部有效性来提高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时空规制形成了对理论的适用范围的限制,从而加强了案例之间的同质性。案例选择需要在它的推广性和同质性之间进行权衡,在确定的时空范围中选择案例可以增加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萨托利(Sartori, 1991: 251)提出可以通过对必要条件的限制,减少规律的适用范围来解决和减少例外情况。我们认为对时空范围的框定就是对适用范围最重要的限制。时空规制通过条件范围的限制避免了错误的案例选择所导致的误导性结论。过去学者提出了条件范围的概念,正是意识到了无约束的命题系统所固有的易错性(Walker and Cohen, 1985:291)。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特殊的案例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变量和机制,以此来界定不同案例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Slater and Ziblatt, 2013: 1315)。对案例的时空规制看似通过减少案例的推广性增加了其精确度,但这种精确度背后的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果机制反而可能会增加其推广性,因为它实现关键变量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变化。正如计量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先测量出“本地平均处理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先在有限的时空中通过恰当的案例选择来进行因果解释是获得更具外部有效性的理论的重要一步。不仅如此,时空规制还可以解决和综合许多看似矛盾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各自基于不同的假定而演绎出不同结论,而同时又各自声称自己理论在各个时空中的普适性,通常也可以找到各种“反例”互相批评。例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存在激烈的辩论,一旦加入了时空的规制之后,就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存在一个从进攻性现实主义逐步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过程(Tang, 2015: chapter 3)。这不仅增加了理论的精确度,而且也更加容易得出更具动态性、普遍性与综合性的理论。

  

四、时空规制与案例选择:两本著作的比较

  

五、在时空规制下选择案例:具体的操作规则

  

   上述讨论提供了正反两个案例的对比研究,这种对比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时空规制下的最大相似性”原则,便于展示时空规制对于结论的可靠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将在这部分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提出关于时空规制下进行案例选择和研究设计的具体操作流程与方法,避免流于“口号式”的呼吁。乔治和班纳特将案例研究设计归纳为如下几个环节:确定研究问题(因变量);确定自变量与研究策略;案例选择;描述变量的变化;思考普遍性问题(George and Bennett, 2004:chapter 4)。借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将从这五个环节入手讨论如何用时空规制案例选择。

  

   1、基于因变量的案例选择

  

因变量所指向的是研究问题,而案例所代表的“样本”并非仅仅是定量研究中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一系列事件的总和及其具体的动态过程。因变量在空间上的截断的意义则在于保持概念背景的同质性(Falleti and Lynch,(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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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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