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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儒家“三祭之礼”的人文精神及其与基督教的会通

更新时间:2018-09-29 19:42:4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基督教也有许多孝敬父母的诫命,特别是在《旧约·箴言》当中,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13:1)“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23:22)《新约》也有许多教人顺从、孝敬父母的,如“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新约·歌罗西书》3:20)“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供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新约·马太福音》15:5—6)“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新约·提摩太前书》5:8)“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新约·提摩太前书》5:4)不用说,儒家文化在孝道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与基督教会通。

   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几乎完全主导了犹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由于这三种职分的重要性,后来的神学家在论证基督的时候,称基督一身兼有三职。就是说,基督既是祭司,又是君王,还是先知。其实,在这三种职分中,真正影响基督教的是先知。先知,作为以色列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集中出现于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这一段时间,犹太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部强敌林立,内部问题丛生。在这种情形下,犹太先知应运而生。他们传达神旨,针砭时弊,安慰百姓。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形成了犹太民族中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先知精神:强调人格尊严、忧患意识和奉献心志。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为了骨肉同胞,为了崇高的信仰表现出刚毅的大无畏的气魄。他们勇敢地、不折不扣地传讲神的话,为了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愿意摆上自己的一切。在此,先知的声音既是上帝的声音,也是百姓的声音:“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审判的地方)屈枉穷乏人”(《旧约·阿摩司书》5:1 l-12)。“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尽行强暴”(《旧约·阿摩司书》6:3)亚述入侵以色列,巴比伦入侵犹大,这都是外因。两国灭亡的内因,则是自身的腐败与丧失民心。这是《周易》和先知书从各自历史所得出的共同教训。

   在天(帝)与人的关系上,儒家的基本主张并不像以往的基督教那样存有一个深深的鸿沟,所谓“刀锋难过,逾者甚稀”。虽然基督教和儒家二者对天(帝)都有强烈的超越的向往,但儒家总体而言并不赞成天人之间、自然与超自然之间作某种隔绝式的了解。就基督宗教本身的发展来看,应当说早期基督教明显倾向于人间与天国的二分,但应当看到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的这一主张也似乎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着,这一点在当前流派众多的现代基督教思想家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此相关的环保意识也是希伯来神学里最原始的人文精神。当上帝把宇宙万物都造好以后,按希伯来的思想和基督教的神学,他就把管教宇宙万物的权力交给人类了。但是,人类不是大地的主人,也不是大地的拥有者,我们只是“受托者”,是上帝把这个神圣的任务托人类来管,资源人们可以用,但是要善用,不是误用,不是糟蹋。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堕落以后在创世纪第三章17节,上帝对亚当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24章第6节提到,“地,背其上的居民污秽了。”这个大地是谁是它污化了呢?那些居住在地球上面的人。

  

四、人文精神是儒家与基督教会通的基本途径

  

   儒家与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二者会通的基本途径。这里我们可以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明末清初奠基的汉学与神学共治的传统谈起。

   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主的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开启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互沟通、交流冲突的历史。利玛窦之逐渐进入中国社会,发现了中国民族与社会所具有的文明和文化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认识到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中所占据的维系人伦秩序的主导地位。对于儒家的“三祭之礼”,利玛窦说: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有一位最高的神祗,他们却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来主持祭祀。我们没有发现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任何特殊礼仪,或必须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或颁布教规以及惩罚破坏有关至高存在者的教规的人。也没有任何念或唱的公众或私人的祷词或颂歌用来崇拜这位最高的神祗。祭祀这位最高神和奉献牺牲是皇帝陛下的专职。……

   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并不真正相信死者确实需要摆在他们墓前的供品,但是他们说他们之所以遵守这个摆供的习俗,是因为这似乎是对他们已故的亲人表示自己深情的最好办法。的确,很多人都断言这种礼仪的最初创立与其说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的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

   显然,利玛窦并不认为儒家的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论到孔庙,利玛窦把它理解为中国文人的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向孔子表示崇敬与感谢的地方。在孔庙中的祭拜并不是宗教,因为“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这就握住了儒家“神道设教”的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儒家“所阐述的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这就为儒家与基督教的会通开辟了道路。

   对于儒家与基督教的会通,笔者认为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出发来考虑。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佛是三股主要潮流,它们各有源头,互有流变,既有标新以求立异,又有自守以保特色,还有融通以得趋同,更有创新以图发展,最终造就了相辅相成,相反相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儒为主,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这一结构就是西学东渐以前中国思想观念层面的基本结构,其中儒学起着主体的地位。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互撞击、生活方式复杂多变的时代,各种外来文化、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良莠并存,相互激荡。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继20世纪上半叶“诸子”(诸种主义、流派、思潮)百家争鸣后在“大一统”政权下的形成了多元文化发展的格局。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汹涌争竞的态势,应该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

   来源:陈声柏主編《对话: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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