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18-09-29 10:48:23
作者:   何中华 (进入专栏)  
因此,那种认为严复早期传播卢梭思想而在戊戌变法之后又继而批判卢梭思想的传统观点并不真实,严复实际上一直都是英国思想传统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有趣的是,受英美传统浸润极深的王浩、殷海光,在其晚年都因与所学隔膜而宿命般地渴望回归中国传统。这无疑是一种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现象。殷海光曾执拗地认为:“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他感慨道,“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11),其态度何其决绝!他在得到一本亨普尔的英文原著时,竟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我们惊叹西方人的认知能力的精确已经达到这一地步。我们应该怎样急起直追才能探到世界学术和思想的高峰!”(12)但就是这位曾把“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13)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的学者,到了生命的晚期却出现了一次夺胎换骨式的逆转。他甚至认同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即使知道了一切科学知识,对人的自身依然是一无了解,一无帮助。”(14)因为他领悟到,“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15)。以至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传统未必是一种缺陷,“实则中国文化中即使没有科学,并无损于它的崇高价值”(16)。殷海光在临终前坦承:“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17)长期追求并恪守逻辑经验主义的殷海光,到头来依旧不过是“说”逻辑,而非“做”逻辑,他同英美传统的哲学终究有隔。正如王浩所言:“殷君对逻辑格格不入,但是喜欢宣传逻辑。”(18)即使王浩本人又能怎样呢?他留美将近半个世纪,在数理逻辑领域堪同西方一流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但在晚年身患重病行将离世之际,却发出了如此感叹:“自己去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19)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罗素对孔子思想的误解,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与英国思想之间的隔膜。张申府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的。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科学法是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20)他认为,两者的象征就是孔子和罗素。但罗素本人并不能够同情地理解孔子学说,他说:“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21)罗素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隔膜和误解之深,由此可窥其一斑。张申府虽然有着打通孔子与罗素思想的诉求,但也不得不承认:“是的,罗素确不大理解和敬重孔子。这是他看事物不周全的另一例子。”(22)其实张申府已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罗素说他喜欢逻辑,乃因为它不仁。”(23)

   中国传统文化同欧陆思想之间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譬如卢梭、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传入中国后,更容易实质性地渗入我们的话语体系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文化现象耐人寻味。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提及马克思,写道:“从卢梭到马克思的一系列自负的理论,在直到柏拉图和芝诺的一系列古典诡辩学者中有其模型的原物。在中国,这一类学说的特征仍然要从孔子和道家的著述中去摘取。”(24)斯宾格勒提及的卢梭和马克思的代表作是《社会契约论》和《共产党宣言》,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25)。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眉批中指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26)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其立场是动机至上的,这的确与宋儒只问动机而不问效果的立场有某种相似性。从毛泽东的批注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见解同该书的观点之间也存在着颇多契合、会心和认同之处。

   (二)那么,中国究竟缘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历史契机何在?因为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会通的历史条件问题,故不可不察。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对19世纪末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紧迫而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强烈挫折感和失败感,使中华民族醒悟到老路已走不通,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则是主观上不情愿、客观上也不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契机,就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失望,从而寻求“第三种文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梁启超就说过:“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27)这里的“合取”姿态已很明显。孙中山于1896-1897年游历欧洲,亲眼目睹西方社会之后,便对其现代文明的优越性有所保留:“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28)在《<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中,他又指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9)对于这一主张,毛泽东是有所批评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30)毛泽东尽管在具体步骤上反对“毕其功于一役”,主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分两步走,其中有一个辩证的展开,但在总的方向上选择“合取”的姿态则是一致的。

   “一战”的爆发更让国人看清了欧洲文化的局限,使人们对西方启蒙现代性产生失望和质疑。可以说,这是触动中国人去反省被他们引以为拯救之希望的欧洲文化的重要外部机缘。人们不再盲目地推崇和无条件地认同西方文化,而是有了一种批判地反思的姿态。1922年,罗素曾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31)作为西方思想家,罗素也承认,“‘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32)。正因此,使得中国的“有些年轻人甚至以为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正中下怀”(33)。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在演讲中曾说:“欧战之结果,号称高尚无匹之西洋文明,亦露无数之缺点。”(34)他在演讲中还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几年前已经触过造物主的震怒,而受了极巨的教训了。我们东方为什么也似乎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呢?”(35)美国学者斯潘塞也指出:“中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震惊和幻灭,大战似乎表明西方的价值尺度业已破产。”(36)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深刻反思,由此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及其选择不得不作出重新考量。梁启超于1918年12月开始的欧洲之行,促成了他对西方现代文明进一步反省的态度,这集中反映在他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一书中:“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讽刺的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37)。严复也不例外。诚如有学者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揭幕,使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崇敬受到打击,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终成为侵略者,因此不再提倡西化,转而认为孔子之书才是‘耐久无弊’,因为西方的文化已经值得怀疑。”(38)瞿秋白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39)

   如此一来,走“第三条道路”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中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40)李大钊在《“第三”》(1916年8月)一文中也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41)而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1918年7月)中,他又说过:“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42)在《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中,李大钊又说:“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3)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1月)中,他继续重申这一立场(44)。显然,他反复强调在文化选择上要寻求兼顾。瞿秋白在《赤都心史》(1921年1922年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45)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就曾表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6)

   总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之后,特别是现代性的弊端通过“一战”表征出来之后,中国也不愿意再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这是“主观上的不情愿”。另一方面,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出现,使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必须被置于全球史背景来考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之间的“零和等局”,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越出国界,被放大为一种全球性的“中心—边缘”关系,从而使东方落后国家不再能够重演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这是“客观上的不可能”。可以说,这种主客观的双重限制,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先知先觉者们逐步放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历史演进路径。马克思写道:“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47)所以,他讽刺地说:“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48)马克思后来又明确指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49)当“世界历史”崛起之后,历史逻辑的表征便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形式,原有的那种“单线重演”式的线性模式既不再可能也不再必要,它必然让位于横向的空间关系的表达。这正是马克思在晚年何以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设想和建议的理由。考虑“中国现象”,只有把它置于这一新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看清其症结和原委。

毛泽东自觉地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0),而且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1)。这意味着他有其清醒的“世界历史”意识。他明确地给出了结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走不通。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52)在稍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写道:“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53)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有限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压迫”是全方位的,包括“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54)。由此决定了中国重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客观上已无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5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