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蒋德海:试析法治国家的民主内涵

更新时间:2018-09-27 07:30:45
作者: 蒋德海  
这一力量的基础,在康德那里是“许多人以法律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30)“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31)而国家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独立的和联合的劳动”(32),在这样的国家里,“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3),“立法价值的尺度”……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4),而法律则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35)正因为此,恩格斯说:“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36)从这意义上,法治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三、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若干思考


   建设法治国家无疑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现代法治国家有其保障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幸福的特定内涵。法治国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国家,不能以为有了法律就是法治国家,更不能只追求法律的形式完整。历史和实践证明,如果法治国家民主内涵出了问题,其法治建设的主体、方向、途径都会产生错误,从而不但会背离建设法治国家的初衷,而且不利于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甚至会成为与民主法治相背离的东西。为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并以此作为推进法治国家的前提:

   (一)推进依法治国重在建设“社会有机体”

   法治国家建设要体现人民意志,它反映了民主是法治的基础这一原则和民主法治的基本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包含非常丰富的政治内涵,它强调法治必须是出于民主建设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民主的需要产生法治,民主的需要又推进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就体现了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需要的思想原则,民主需要法治,法治保障民主,而连接民主和法治之间的桥梁就是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人民意志的承载者和表达者,马克思将它理解为“自由人联合体”。所谓有机体,就是一个能够自我存在、发展和完善的存在物,它“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7)社会是公民的集合体,单个的公民通过有机体集合起来,就成了社会。社会有机体是人民意志集中、具体而感性的存在。建设法治国家要体现人民的意志,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等等,最终必然落实到社会,并通过社会实现。公民个人固然可以提出法治国家的主张和需求,但个人很容易被淹没。如果说个人是一条小船,则社会就是一条大船,它能够将许多个人的主张和需求汇总集合起来,而社会的不同层面又会形成多种不同的大船,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而法治国家正是产生于这种基础和合力。在这个基础之上,民主的需要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实实在在的动力和力量,它决定了法治的国家产生,并决定了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发展。法治国家因其而产生,因其而发展,因其而完善。同样地,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法治国家建设之体现人民的意志,将不再成为权力的一种自我约束,法治的形式和内容才有可能在人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幸福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统一。

   (二)人民成为依法治国主体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原理。但人民如何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从我国近年的法治建设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比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但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看,与以前的改革没有重大区别。上海一位主导司法体制改革的官员明确告诉笔者,司法体制改革如何体现是人民的事业,“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考虑过”。另一方面,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倾向于高层拿出一个“顶层设计”,而忽略了“顶层设计”和改革是人民事业之间的关系。其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既是人民的事业,就应当由人民通过实践来推进。中国最成功的改革当推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制,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不符合当时的“顶层设计”。显然,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还必须深入下去,有具体的措施才能有重大的转变。从目前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社会管理属于社会,是社会的事务,理应由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自己来管理。人民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学会社会管理,并滋生和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荣誉感。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民主和法治有不同的指向,民主指的是社会,法治指的是国家。所谓民主主要就是指社会的民主,社会是民主的载体。人民当“家”作主,首先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当中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这个“家”首先就是指社会,人民只有首先成为社会的主人,然后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反之,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如果连社会都不能也不会作主,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人民能否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就与人民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人有关。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才可能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并要求国家法治化,这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源。故法治国家只是社会主人对国家的政治要求。而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则是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社会对国家权力所要求的基本的政治伦理。只有在这样一种政治伦理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在那里,社会是由自己管理自己,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为社会所有。……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于人民,并用于人民。”(38)

   (三)要防止法治国家建设出现形式化的倾向

   所谓形式化的法治,就是不讲民主,只讲法的权威,而法律缺失民主内涵和社会幸福,这样的法治就很容易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即表面上产生于和服务于人民的法治实际脱离了人民的控制,成为人民之上遏制甚至压迫人民的一种外在力量。在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少人把法治中国片面理解为法律体系的完备和法律权威的确立,这显然是不够的。作为民主要求的法治中国不仅指法律体系的完备和法律的权威的确立,更要求法治的运行要体现民意并能够受控于人民。法治国家必须是一个限权的政府,而人民是限权的主要基础和力量。如果法治国家不是一个受控于人民和限权的政府,公权也不会敬畏法律,法律就不可能有权威,并必然会影响法治的实质。“人民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39)不能保护人民自由和财产的法治,效率再高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防止法治国家形式化,必须注重和加大法治国家的民主内涵建设,大力推进人民的广泛参与,真正让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没有人民广泛的参与,不但法律难以体现民意,执法和司法也不可能忠实地遵守法律,并必然影响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和质量。如2004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确定许多内容都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素,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行政立法应“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等等。但十多年过去了,国家的法治现状依然不理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仍是建设法治中国最大的挑战。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而建设法治国家,只凭政府的主观情愿而没有社会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作为民主载体并体现民主的社会如果没有充分发展,国家的法治秩序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官员不是天生的圣人,如果缺乏责任意识和监督性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舆论监督),官员会极易堕落为坑民、害民的罪犯。”(40)我国近年严峻的反腐形势和社会冲突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推进法治国家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

   注释:

   ①近期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高法院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到的依法独立仍然是“确保每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人民网,2014年7月9日。

   ②[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6页。

   ③[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宪政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7页。

   ④[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治、现代化和司法》,《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⑤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场人治法治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时,法学家钱端升、王造时提出了法治主张。见陈景良主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⑥周承恩、韩钢、李向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⑦苗延波:《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天津法学》2010年第2期。

   ⑧房宁:《不能把人治妖魔化》,环球网,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4-12/5229726.html。

   ⑨陈光中:《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⑩[美]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11)[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38页。

   (12)[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3)刘军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61页。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95页。

   (15)德语“Rechtsstaat”是一个复合词,由“Recht”和“Staat”两个词复合而成。“Staat”意为“国家”,而“Recht”意为“权利”“法”“正义”。

   (16)(22)[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134页。

   (1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32页。

   (18)[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2页。

   (19)[英]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5页。

   (20)[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9、91页。

   (2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23)包中:《威廉·洪堡〈论国家的作用〉解读》,《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2期。

   (24)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25)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26)[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5页。

   (27)[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28)[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29)(39)[英]洛克:《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7、77页。

   (30)(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176页。

   (31)(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8、22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3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40)炎冰:《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阅江学刊》2012年第5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524.html
文章来源:《学术界》 , 2017 (10) :157-168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