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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四个根本性误解

更新时间:2018-09-26 23:20:55
作者: 李佃来  
阿伦特认为,对于政治之本质的理解,必须要从这三个概念出发。具体地说,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自由,而自由就存在于行动之中。行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复数性,二是不可预见性。行动的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它不是远离自由的一种人类活动,而是自由之可能的必要条件。然而,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形式,劳动并不具备行动的任何一个特质。具体地说,“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这个情况决定了,由劳动所维系的领域,乃是一个与自由格格不入的必然性领域,“强制性”和“奴役性”乃是劳动的本质之所在。正是因为如此,崇尚自由的古希腊人才将劳动视作一种等而下之的、外于政治领域的活动,从而也没有将劳动概念安置在政治哲学中予以特别考察。

   依阿伦特的理解,行动固然是把握政治的最根本出发点,但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却并不占有一席之地,相反劳动才是最核心的概念。“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就显而易见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命题所暗含或折射的一个意思,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赞颂。对劳动的赞颂虽然是近代之后的一个整体性事件,而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但马克思却无疑是将劳动推向最高点的人。马克思对劳动的赞颂虽然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具有重大意义,但却在根基上疏离了政治的原初意义,特别是违背了自由这一最本质性的政治原则。“马克思在把劳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的时候,从传统来看,他并不是把自由的人、却是把强制的人作为人类来论说的。当进一步说到统治他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时候,他一边约定所有的人都拥有自由,一边否定所有人拥有的自由。”

   以上是阿伦特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所作的进一步阐释,其核心点就是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赞颂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原则。从阿伦特自己的概念体系来看,她的这个观点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阿伦特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所讲的劳动与她所讲的劳动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前者具有比后者远为丰富而宽广的哲学和政治意蕴。阿伦特之所以会有这个认识上的盲点,原因之一在于,她与她同时代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一样,在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上都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这就是只看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同质性,而没有意识到前者对后者所构成的突破性推进和革命性转换。

   具体到劳动问题,阿伦特认为,从历史来看,对劳动的赞颂,是近代之后随着经济活动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而随着“社会”这一以经济活动为内容的独特领域的兴起而形成的一个必然现象。与此相应,劳动概念在理论上的升格,大致来看始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亚当·斯密具有奠基性意义。马克思在对劳动予以赞颂的程度上固然超出了前时代人,但其劳动概念追根溯源,还是植根于斯密所开创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由此而论,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讲的劳动是以物质需要和经济生产为前提的,故而从一开始就固定在自然生命这一必然性的层面上,那么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同样摆脱不了这个宿命。在我看来,阿伦特的这个解读,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误读。误读的关键点,无疑就是模糊和遮蔽了马克思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根本断裂。马克思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断裂,不仅仅只是体现为前者用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资本批判的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取代了后者关于致富术的经济学(以《国富论》为代表),同时也体现为前者用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取代了后者抽象化的劳动概念。

   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之所以是抽象的,不只是因为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们总是在抽象一般的层面上来阐释劳动的价值,从而将之认定为社会财富的最终创造者,而且也是因为在这种对劳动的认定中,人类丰富多样的感性存在,统统抽象为干瘪的、仅有物质性意义而没有精神性意义的实存。对于这种抽象化的劳动概念,马克思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马克思的批判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对劳动概念所作的本体论阐释和建构。要理解黑格尔的这一工作,就需要回到“实体即主体”这个著名论断。从这个论断来看,精神作为实体,最终是要经由“自我意识”的自为塑造,亦即经由具体的、有差异性的人类活动得到实现和展现的。精神得到实现和展现的这一过程,也就是黑格尔所讲的以实践为载体的辩证法在逻辑上的一个展开过程。因为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了人们物质上的这种或那种需要,而在于使人们在精神的视野下创造出了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他人的生活世界,所以正如卡尔·洛维特所说,劳动对黑格尔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

   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论述: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但敏锐地洞察到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意蕴,而且正确地指出了这一本体论的最重要环节或实质就是外化或对象化(人们在劳动中,总是以对象化的形式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在解读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将人直截了当地界定为对象性的人,同时在概念层面将劳动界定为一种对象性活动。如同黑格尔,马克思并没有把对象性活动仅仅指示为劳动,毋宁说他的这个概念同时也指涉劳动之外的其他活动类型,但在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的语境中,劳动则无疑是最基始、最根本、最重要的对象性活动。不过,与黑格尔大为不同,马克思并未把对象性活动解释为精神实体实现和展现自我的方式和过程,而是在参照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之阐释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实现和确证自己类本性的方式和过程。与此相对应,在马克思的阐释结构中,劳动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的本质性内涵,就在于通过确证人根本有别于动物的自由本性(即类本性)来彰显其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如果说这个情况充分表明,马克思以吸收黑格尔的思想为前提所建构的劳动概念,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概念,那么从内容来看,这个存在论或本体论概念的最高问题,就是自由。根据我的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不同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存在两个既不同又融通的理论维度,即一是现实性维度,二是理想性维度。作为马克思劳动概念最高问题的自由,就对应着其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大致相当于“人的自我实现”。

   马克思基于以自由为最高问题的劳动概念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中抽象劳动概念的批判,是他与后者分道扬镳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近代之后在劳动问题上所发生的最深刻的理论革命之一。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靶子”,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及由之而造成的私有财产关系的运动。人们通常会认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所反映出的关系,仅仅就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与作为非劳动者的资本家在财产和财富占有上的剥削关系,但实质上,这个对立所反映出的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劳动作为确证和实现人之自由本性的根本方式与劳动作为维系生命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劳动作为维系生命的基本手段,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关涉到吃、喝、住、穿等基本物质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进行的生产。马克思固然强调这些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并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和“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包含了一层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深意,这便是:物质需要及相关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对马克思而言,主要是一个事实性的发现而非价值性的建构(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事实),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因为这个发现而切近了历史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么,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发现而将作为维系生命基本手段的劳动认定为第一位的人类活动形式。除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做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在维系生命基本手段的劳动基础上,建构起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以自由为最高问题的劳动概念。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予以批判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将劳动抽象化为财富和资本的唯一本质,实质上也就把劳动降格为维系生命的基本手段。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做法并未抓住人的机能,而仅仅是抓住了吃、喝、生殖等动物的机能。“吃、喝、生殖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忽略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自由本性以及在对象性活动中来自为地展现这种自由本性的可能性,进而混淆了人的机能与动物的机能以及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所以,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们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人的独立性、自由和价值,但在实质上,却以最为彻底的方式否定和疏离了人。

   根据阿尔都塞的“断裂论”,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上述批判,似乎只是表达了在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的早期文本中,在费尔巴哈的基点上所形成的一种以“类”概念为前提的、不成熟的想法,因而不能代表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实质性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和相关手稿中,马克思以自由为最高问题对劳动所作的本体论预设,也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分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说道:

   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将由分工所带来的职业上的固定视为一种强制,并憧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以兴趣为中心的、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这充分说明马克思在清算费尔巴哈的影响、走上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之路后,依然没有把维持生命的、从属于必然领域的、具有奴役性的劳动,论定为在价值上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而是始终在本体论的层面,思考如何通过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来解决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之矛盾的问题,换言之,他始终在思考如何通过劳动来确证人的自由本性的问题。在《资本论》中讨论到“劳动过程”时,马克思虽然将劳动界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但他同时特意强调,他所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而非蜘蛛、蜜蜂等动物的本能式的活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进行比较时,马克思着重指出,“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的古代世界,要比“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的现代世界崇高很多,而后者在相形之下则是鄙俗的。马克思在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资本论》时期的这些思想和话语,或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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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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